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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古称晋阳，虽未列入中国八大古都，却在历史的多个转折时期，绽放过独树一帜的光华。这里留下了晋祠、蒙山大佛、天龙山石窟、北齐壁画等璀璨遗存。读懂历史转折时期的晋阳，便读懂了太原被低估的辉煌。
三家分晋与赵氏初都
春秋中叶以后，各诸侯国之卿大夫以其封邑为根据地，积极发展私家势力。他们采用铁器工具和牛犁耕地，垦辟出大量私田，导致旧的井田制日趋瓦解，奴隶制也随之衰落。代表分封制的诸侯国国君逐渐大权旁落，而卿大夫势力则成为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这种情况在晋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晋国原本就有卿大夫轮流执政的传统，随着封建因素的增加与晋公室的衰微，政权被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范、中行、智、赵、魏、韩六家卿大夫所把持，形成了“六卿专政”的局面。随后，六卿势力北上进入太原盆地，在此展开激烈角逐，东突西击、合纵连横，通过晋阳城之战，韩、赵、魏三家确立了地位，最终三家分晋，将中国历史由春秋时期推进到战国时期，标志着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结束、封建社会的开始。历史巨人用珠光宝剑在晋阳大地劈开一道闪亮的时光印记。
其实，在三家分晋之前，赵氏集团作为春秋末期晋国最有朝气的一支力量，选择太原盆地为其战略中心，让得力家臣董安于在此修建军事城堡。董安于精于建筑，以“版插”之法夯筑城垣，又以铜柱代木、箭矢为筋，使晋阳城坚不可摧。至公元前497年，即已建成“城高四丈，周回二十七里，城中又有三城”的晋阳城。春秋末期的晋阳虽为新建城邑，但迅速崛起为晋国权力博弈的核心舞台，至今已2500多年。三家分晋后，赵氏于公元前403年立晋阳为初都，在此经营了94年，后迁都邯郸，那时晋阳古城已很成熟、很出世超凡了。你看晋祠如今近3000岁的周柏，那时已是500年的模样，华阴如盖；智伯渠的汩汩流水，诉说着智氏和赵氏斗智斗勇败亡后的不屈和遗恨；晋祠镇赤桥村的豫让桥、豫让庙及众多千年古槐，世世代代传颂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忠义和孤勇。尖草坪上兰村的窦大夫祠，纪念的是春秋末期的晋国大夫窦犨，因开渠疏水造福百姓,至今被当地百姓纪念。
1988年，太原市金胜村考古发掘出春秋晋国赵卿大墓及其车马坑，惊艳世人，当年即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墓葬形制和陪葬品的罕见规格，说明墓主人身份仅次于周天子，车马坑中战车四十余乘、战马近百匹，气势恢宏。这对研究三家分晋及赵氏立国有极高学术价值。战国初期，赵都晋阳雄霸一方，引人注目。
北朝晋阳的高光时刻
秦汉之后，社会动乱，战争频仍。魏晋南北朝时期，草原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割据政权此起彼伏。作为北方最重要地区之一的并州，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军事要地。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建立北魏，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随着北魏的强盛，军事重镇晋阳的地位更加明显，成为北魏由平城南下河洛、经略关中的重要枢纽。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晋阳以四塞之地，成为连接旧都平城与新都洛阳的桥梁。公元532年，高欢率兵从晋阳进据洛阳，废节闵帝，另立平原王元修为孝武帝，自封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北魏大权遂落入高欢之手。同年7月，高欢统兵十万攻克尔朱氏经营多年的晋阳，定居于此，“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从此，高欢坐镇晋阳，不断扩充地盘，培育军事势力，使晋阳成为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534年，孝武帝欲袭晋阳未果，高欢率兵重入洛阳，另立11岁的元善见为帝(孝静帝)，正式宣布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为便于控制朝廷，高欢迁都邺城(上都)，以晋阳为下都，自己依旧坐镇晋阳，设有并州尚书省、外兵曹、骑兵曹等机构，政治上挟持东魏傀儡政权，处理全国政务，军事上集结军队，分掌兵权。“军国政务，皆归相府”。晋阳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史称东魏“霸府”。
公元547年，高欢病逝于晋阳，其子高澄、高洋相继掌权，继续经营晋阳霸府，遥控东魏。550年，高洋自立为帝，国号齐(北齐)，定都邺城，以晋阳为别都。晋阳作为东魏“霸府”与北齐“别都”，在高氏集团经营下，积淀了丰厚遗存：晋祠融合自然山水与皇家园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齐童子寺开山地佛寺先河，存亚洲最早石质燃灯塔；蒙山大佛高63米，开凿时间早于乐山大佛162年；天龙山石窟以东魏、北齐皇家石窟彰显霸府地位；徐显秀墓330平方米彩绘壁画完整再现北齐贵族生活；娄叡墓2000余平方米壁画填补北朝绘画史空白；虞弘墓更是证明了晋阳是丝绸之路重要节点。这些遗存涵盖石窟、寺院、墓葬、壁画、建筑，时间跨度从北朝至隋唐，多项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或“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为太原留下了厚重而多元的历史文化记忆。
沙陀起兵与北汉割据
大唐之后，晋阳又成了王权争霸之地。公元907年，朱温灭唐称帝，国号梁(后梁)。此后中原相继出现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称“五代”。其中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三个政权，均由沙陀人以晋阳为根据地起兵南下建立，史称“沙陀三王朝”。建立政权后，三王朝又以晋阳为陪都。五代末期，山西境内又出现北汉割据政权，以晋阳为都，与北周、北宋对峙28年，给晋阳留下了“五代”的丰厚遗迹和遗物。
晋阳作为军事重镇存续近百年，其间涌现出李克用、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刘崇、郭威等历史人物。刘知远建立后汉，其弟刘崇割据北汉，均在晋祠举行国家祭祀，祈求晋水之神护佑国祚。天龙山的北汉千佛楼碑，印证了刘崇及其次子刘承钧在强敌环伺之际礼佛祈福的史实。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曾登临太山主峰，传说北汉高祖刘知远也曾在此驻兵布防。作为李克用、李存勖经营的核心区域，太山见证了沙陀军事集团与朱温后梁的长期对峙。蒙山至今留存有李克用修复千佛阁遗址，以及刘知远的避暑宫蒙山寨遗址。李克用以晋阳古城为根基建立“晋”政权，李存勖从晋阳出发灭后梁建后唐，石敬瑭、刘知远皆由此起兵称帝，直至宋太宗灭北汉，这座历代反复博弈、反复叠建的城市才毁于一旦。
民族文化的交响与传承
晋阳的作用在历史转变时期显得举足轻重。“三家分晋”、北朝称霸、五代争雄的巅峰对决都曾在这里发生。遍地的古代遗址、石刻、深巷里的俚语传说，大多反映这些往事。十几年前，太原市举办历史文化讲座，历史学家钱文忠先生受邀登台，曾盛赞太原历史文化氛围浓厚，因为他在别处买不到中国历史转变时期的图书，却在太原的书店找到了——太原正是这些转变的爆发点和发祥地。
晋阳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有霍山，北有系舟山、云中山，四山环抱，控扼南北咽喉，素有“四塞之地”“北门锁钥”之称。这里地处汉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错带，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过渡带，中外文化交流的冲要。独特的地理人文，使晋阳成为历史转变时期运筹帷幄、沙场点兵的集结地，北上抗敌、中原争霸的大后方。在历史长河中，晋阳屡屡成为陪都、别都、霸府、都城，绽放过独特的光辉。
晋阳为华夏历史演进作出了独有贡献：
民族融合成大道。每个历史转变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女真、契丹、蒙、满、金，以及突厥、回纥、吐谷浑等族群汇集晋阳，或以招兵旗呼应，或以包容性吸引，在出土壁画、棺椁雕刻、随葬品上都有充分体现，成为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生动写照。
文化交融铸特色。北齐高氏在晋阳肇建的大明宫，形成“七殿二堂十二院”式宫殿群，李渊父子坐稳江山后，在长安仿建“大明宫”，将晋阳模式搬用到长安，成为宫廷建筑的典范。晋阳四合院，高墙大门，砖木混合，纵深多进，富有防御性、礼制性与气候适应性。晋作家具，中国古典家具四大流派之一，起源可追溯到魏晋北朝、五代和宋辽，至明中期达到鼎盛。这些文化基因根植于晋阳的儒家礼制、北方民俗和晋商理念，是长期文化交融的结晶。
佛教文化成高地。北齐文宣帝高洋建天龙寺、童子寺，开凿蒙山大佛，晋阳成为佛教重镇，多宗派并存。唐代有“演大经于太原，倾都毕会；谒文殊于清凉，众圣皆现”的说法。五代时期，尽管北方战乱频仍，北汉统治者仍修建寺院如不二寺。民族融合与佛教文化相互促进。
回首太原历史，古都自有其厚重，霸府亦有它的高光。晋阳的灯火曾照亮北朝，太原的遗存正惊艳世界。作为今日太原人，我们更应投身建设锦绣太原城，用心讲好太原故事，大力宣传优秀传统文化，让这座千年古城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