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连警方通报称，当地沙河口区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一名10岁女童被害身亡。嫌疑人蔡某某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公安机关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于10月24日依法对蔡某某收容教养。据媒体调查，附近至少三名女性称，此前曾遭遇过蔡某某不同程度的骚扰和尾随。(澎湃新闻10月27日)
罪恶不分年龄，但实施罪罚的方式，必须取决于年龄。“最低刑责年龄”的规则是有其道理的，但每当见识到那些极具冲击性的个案时，我们还是不免义愤难平。13岁的男孩杀人，最终只能“收容教养”，这样一种结果合乎法律规定，但很难说是“罪责刑相适应”。
本案发生之后，公共舆论有关“降低刑责年龄”的呼吁再次响彻。只不过，因其涉及到对《刑法》中某些条款的修改，短期内必然无法实现。
某些未成年人的心智扭曲程度，以及主观恶性之根深蒂固，很可能超越了大众的预想。比如说，本案中的加害人蔡某，就被挖出劣迹斑斑：曾骚扰多位女性，“自导自演”洗脱杀人嫌疑，强调自己未满14岁……这并非不谙世事的孩子，而是一个罪恶丝毫不逊于成人罪犯的凶手。基于此，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其能否被“教育矫治”，能否痛改前非，能否在回归社会后不再为恶？仅仅差几个月，杀人者就不必为恶行付出对等的代价，科学吗？
如果说，“不追究刑责”是法律注定的结果，那么需要追问的是，蔡某所要接受的“收容教养”又是怎样的“收容教养”？其被收容的时长、接受训诫矫正的程度、放归社会前的评估条件，是否足以匹配其所犯罪行及其本身的伤害性？所谓“收容教养”也应该是有针对性、分层次的“收容教养”，并不是说“收容教养”就不可以实施严厉惩戒。对于一个犯罪行为残忍、主观恶意极大的凶手，“收容教养”有义务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正义实现方案。 一起极端个案，对于全社会的触动是巨大的。当所有人都在讨论“如何强化前端干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父母有啥责”等衍生议题，这正说明，我们的法律安排、制度设计，并未充分呼应民间的合理关切。为此破题任重道远但时不我待，不能再任由悲剧发生，之后徒呼奈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