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在白瓷上的民族融合史

　　从北朝初萌的釉色微光，到唐宋辽金的交融盛景，这抹“类银类雪”的素白，承载着南北技艺的碰撞、多民族审美的共鸣，在温润瓷釉间，铺展成一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民族融合长卷。

　　南北融合

　　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战乱频仍，却也潜藏着一统之势。最初，战乱岁月里的使节往来、商贸流通与工匠迁徙，促成了南瓷北传的浪潮，让南方先进的青瓷烧制技艺流入北方。

　　北朝青釉陶是北方制陶传统在模仿南方青瓷过程中的过渡产物。正是通过这种模仿与实践，北方窑工逐步突破技术瓶颈，最终放弃对青色的执着，转而利用本地资源开创出白瓷体系，成为中国陶瓷史上“因地制宜、融合创新”的典范。

　　北朝窑工烧制青瓷时锐意革新，淄博寨里窑创两次施釉法提亮釉面，相州窑等优化胎釉配方降低铁含量，邢窑等用化妆土遮胎色缺陷。在长期实践中，最终控铁呈色，催生出白瓷萌芽。

　　北齐高级将领范粹之墓位于河南安阳，墓中出土10余件釉陶，含5件白釉陶器，器型有碗、三系罐等。这批器物虽非成熟白瓷，却是研究北方白瓷发展的重要资料，更是北朝民族融合、技术进步与审美变迁的浓缩象征。

　　四海同风

　　隋唐终结魏晋分裂，建立稳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隋代将北朝晚期初创的白瓷技术推向成熟，白瓷为奢侈品，多见于高等级贵族墓葬，深受入华粟特人青睐。

　　唐代白瓷蓬勃发展，流通范围拓展至海外，使用者亦涵盖粟特、吐谷浑等族群。

　　1959年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白瓷，含侍吏俑、镇墓兽、生活器具等，具有划时代意义。

　　这批器物有明确纪年，为隋代白瓷断代提供标准；工艺成熟稳定，印证北方白釉技术的普及；用途兼顾日用与明器，折射尚白风尚的全面渗透。

　　出土于张盛墓的白瓷双陆棋局，是以白瓷为载体的文化融合标志，既证实了双陆棋的早期流行，也展现了隋代白瓷工艺服务于多元文化需求的能力。

　　唐代白瓷迅猛发展，邢窑“类银类雪”、巩义窑釉色匀净，皆为翘楚，部分带“盈”“官”款。其流通极广，远达渤海国、西域及南方。造型融合各族特色，如扁壶、皮囊壶等，成为粟特、吐谷浑等族群的日常用器。

　　唐代西北边陲重要的窑口为宁夏固原窑。其白瓷具有鲜明的特点。胎色偏黄或灰白，釉薄且白中泛黄绿、带细碎开片，器型质朴实用。其采用的三角支钉装烧技法受中原影响，又因地制宜，产品多服务于各族百姓，是丝路文化技术传播的中介。

　　和合共生

　　辽夏金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各政权争奉“中国”为正统，礼法趋同。尚白为各族共识：宋以白色为五正色之一，辽有白马图腾传说，西夏更定国号为“大白高国”。

　　定窑坐落于河北曲阳，宋金时期以烧制白瓷为核心技艺。其白瓷造型丰富多样，碗、盏、盘、碟等日用器尤为常见，部分器物底部刻有“官”“新官”“东宫”“尚食局”等款识。

　　同时，定窑白瓷深受宋辽金王室青睐，既是宋廷供瓷，也为辽金所钟爱。耶律羽之墓、萧氏墓及金太子城遗址出土的相关器物，皆印证其为民族融合的载体。

　　鸡冠壶也称马镫壶、皮囊壶，是契丹族特有的瓷器。早期鸡冠壶形似皮囊，古朴厚重，中晚期以后的鸡冠壶采用中原烧制技术，造型圆润，纹饰细腻。鸡冠壶形制的变化，有利于我们研究契丹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

　　苏峪口瓷窑址坐落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其瓷器主要为精细白瓷，胎质洁白细腻，釉色白中泛青，玻璃质感和透光性极强。

　　龙泉务窑地处北京门头沟区，是辽南京地区核心窑场。其白瓷分粗细两类，粗瓷厚重少饰，细瓷轻薄细腻、釉面光洁且纹饰精美。龙泉务窑址出土多件捏塑白瓷猴，形态各异。

　　介休窑位于山西介休洪山镇，创烧于北宋，延至金元明清。宋以白瓷为主，兼烧多品种，白瓷分精粗两种；金代窑场迁址城内，产品以印花碗盘居多。宋金介休窑以白瓷椭圆枕最常见，枕墙前高后低，除底外施化妆土与透明釉。宋代枕小、气孔在后壁，剔划纹饰丰富；金代枕增高、气孔移前壁，改用黑画花装饰。

　　寰宇霍器

　　元朝终结唐末数世纪南北分治，开创草原民族一统中国之局。其推行文化包容政策，重视陶瓷手工业。霍州窑承宋金制瓷传统，融草原文化，造就北方白瓷新的高峰，产品行销海内外。

　　霍州窑借鉴介休窑技术，北宋后期创烧，金代成熟，主打细白瓷。其胎白坚致、釉亮洁净，以细凸线纹印花装饰，纹样题材活泼，富有生活情趣。

　　元代霍州窑受草原文化影响，借鉴金银器造型，烧制出鋬耳杯、高足杯、玉壶春瓶等器型。其产品以细白瓷为主，造型规整，修坯精细，支烧痕极小；印花装饰向浅浮雕转变，鱼纹、并蒂牡丹等纹样常见。

　　从北朝白釉绿彩罐见证青瓷到白瓷的跨越，到唐代“盈”字款执壶诉说各族群追捧；从宋辽夏金的皮囊壶、定窑刻花尽显交融之美，到元代霍州窑白瓷成就北方白瓷巅峰。

　　窑火渐隐，瓷釉上的印记仍诉说着文明对话。这场特展，是白瓷发展史，更是一部镌刻在瓷胎上的民族融合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