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牛车(山西博物院藏)
北魏，一个崛起于公元4世纪末的北方强大王朝，其历史满是战争硝烟与战马嘶鸣。作为游牧民族，北魏将士驰骋疆场、英勇善战的雄姿，早已被史册铭记。
公元386年，拓跋珪于盛乐建立北魏。12年后(398)，他将都城从盛乐(和林格尔)迁至平城(大同)，由此开启了平城作为北魏都城长达97年的辉煌时代。平城地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界地带，自然成为民族融合最核心区域。这种民族间的相互学习交流，不仅体现在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山西博物院“民族熔炉”展厅陈列着一件陶牛车，通过它，我们得以窥见民族融合下的北魏慢生活。
2000年4月，大同雁北师范学院改扩建工地，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发掘出一批北魏时期墓葬。其中，葬于北魏太和元年(477)的宋绍祖墓格外引人注目。它是唯一有明确纪年，且拥有精美石椁、壁画的北魏墓葬。
墓中出土的青石椁堪称石椁界孤品。这个殿宇式石椁，采用椁顶歇山顶式结构造型，此结构从唐代便已绝迹。按隋唐丧葬礼制，仿歇山顶墓椁仅为皇室成员所用。而且，石椁还出现“一斗三升人字拱”结构，这种直线人字拱设计是同类斗拱建筑最早的实物标本，是研究北魏建筑风格的珍贵实物。
宋绍祖墓葬出土文物170余件，骑士俑、步兵俑、侍从俑、伎乐俑尤为突出。这些陶俑色彩鲜艳、表情丰富，极具视觉冲击力，反映出当时北魏贵族出游的气派与奢靡。庞大出游队伍中，有一队轻装骑兵，他们身穿轻便军服、头戴鸡冠帽，小心护卫着象征墓主人出行的陶制牛车。
宋绍祖墓中出土6辆陶车，分别为无顶轺车两组、卷棚车和鳖甲车各一辆。这些陶车按前导为先驱、传乘随其后、副车为陪乘、主车居中心的顺序排列，组成一套完整车舆系列，反映不同车种的作用和地位。
我们看到的这辆陶牛车属鳖甲车一类，因车盖隆起形似鳖甲得名。根据其出土摆放位置，专家认为这辆车应是墓主人所乘之车。
宋绍祖墓出土的“牛拉鳖甲车”属于通幰车。通幰车即在车顶覆盖帷幔的牛车，大多装饰精美，以漆画轮毂，用帷幔遮挡四周。徐显秀墓室中的《鞍马牛车图》中的牛车更贴近通幰车，巨大篷幔将车厢与驾牛笼罩，使人畜免受暴晒。
能拥有此等装饰牛车的，只有宗室诸王和位列三公者，这符合宋绍祖敦煌公的身份。可惜，这辆宋绍祖陶牛车孔洞依存，支撑帷幔的木杆和丝织物已消失殆尽。
身份显赫的宋绍祖为何以牛车为豪华座驾？原来，先秦之前，牛车通常是贫穷百姓载重代步的低级车。汉代，因战争频发，马用途增加而数量减少，牛作为拉车工具在两汉之际“异军突起”，取代“宝马”职能。
魏晋时期，牛车实用价值减弱，不再是普通百姓运输货物的工具，而是成为皇家贵族出行的时尚座驾。《晋书·舆服志》记载，皇帝出行车驾、仪仗均以牛车为主。皇帝认可牛车后，皇胄贵族纷纷装饰和改装牛车，豪华卷棚牛车出现在大街小巷，不少还陈设名贵家具，装配齐全堪比现代房车。
魏晋时期流行“清谈”“玄学”，贵族间出现寄情山水、特立独行的出游风尚。驾着行驶缓慢的牛车，打开华丽帷幔，行至山间，与朋友谈经说道，惬意自在。比起高头大马速度快却不稳当，还尘土飞扬，牛车更受贵族欢迎。
南北朝时期，南朝相对稳定，士族子弟生活安稳优渥，不必担心上阵厮杀和爵位俸禄被褫夺。于是，快节奏的马上生活被摈弃，取而代之的是带来安全感的牛车慢节奏。
北朝，拓跋鲜卑族朝堂上汉族官员增多，在他们的引领下，北魏高级贵族学习汉族典章制度，牛车所代表的车舆礼制也在其中。《魏书·礼志》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座驾是“大楼辇，驾牛十二”。十二头壮牛牵引装饰奢华如殿宇的车舆，前有胡人驾驶员，后有侍女、伎乐，周围是护卫队，豪华阵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所以，北朝墓葬和壁画中，牛车作为墓主人坐乘，常被安置在一大群骑马护卫之中，彰显墓主人与众不同的身份。
宋绍祖墓中出土的陶牛车，既体现当时社会风貌和审美观念，又展现贵族对生活的态度和追求，还蕴含丰富的艺术和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