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张不代的长篇小说《草莽》出版，可喜可贺。可喜在这不是一部普通的长篇小说，而是作者倾7年心血精心制作的一部醒世之作；可贺在向以诗歌名世的张不代，初次涉笔长篇创作就出手不凡，大获成功。   

　　我想告诉读者的是：《草莽》这本书很好看：人物鲜活，故事引人，语言警策而又充

　　张不代：作为一个一生写诗的人，为何想起要写这么一部小说，这里边“感情系之”的成份太多，不是几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简而言之，当是如下两大因素促成：一是，经过“文革”动乱之后，特别是在20多年前，学习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随着我国社会大转型的深入发展，我就一直想以“文学形式”对我国社会发展的这种历史性的推进，表达一种纯然的“个人发言”，事实上进入新时期以来我的全部诗歌作品也都是这种“个人发言”。但是，在文学的诸种样式之中，诗歌的声音和力量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弱了，这里有社会的原因，但主因还在于诗界和诗人们本身。于是，我就想找“声音和力量最大最强”的小说样式来表达；二是，本人所具备的那些还不算太浅薄的生活积累，仅用诗歌形式来表达，不是“用不上”就是“用不了”，随着年岁日近老境，再不用，也就“烂在肚子里面了”，所以从1996年开始我就已经着手在准备这部小说的提纲，并从1997年开始着笔，前后写了7年时间。   

　　钮宇大：毫无疑问，你于诗更为驾轻就熟。你的那本《黄土魂》，气格恢宏，情感炽烈，笔墨恣肆，摄人心魂，我曾经纂文评论。我想说的是，你有意无意地也把诗的空灵和想象，甚至于奔思走马的意态，都融入到了小说创作中，这就使得这部作品很有点天马行空的味道，可谓天上地下，纵横捭阖，处处闪烁着诗的灵动与跳跃。我以为这部作品所以不同凡响，所以抓人，和你的诗人气质与笔墨不无关系。你如能就这个问题谈谈，会很有意思。   

　　张不代：我回答一个技术性问题，即《引子》和《尾声》上的“时间差”问题。其实，小说脱稿后，并没有现在的《引子》，现在的《第一章》才是原来的“引子”。目前这个《引子：丽人泪》是最后加上去的。因为有朋友提议，“作品一开始就要注意抓住读者”，因而我就新写了目前的“引子”。没想到这一加，反而如您所说造成了“时间差”，把那个“光明的尾巴”给否定了。不过我后来想，这种效果也很不错。   

　　钮宇大：最后，我想请你谈谈您作品中的人物是否都有生活原型，我总觉得公孙龟年这个人有你自身的生活影子，你可以谈谈吗？另外也请你谈谈作品创作的本身。你写了7年多时间，我计算了一下，50万字的小说，平均每年写7万多字，习惯地讲是慢了点儿，但慢工出细活，否则我想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功可言。记得歌德说过一句话，“艺术就要最好的，如果没有最好的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就我个人的理解，所谓“最好的”并没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人们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也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我们谈论“最好的”，就只能以我们所处的国家和时代而言，不可能跨越时代与国度做纵向横向的深广的伦比。甚至于也无法去比。那么，如用歌德的话来审视，你将如何评价《草莽》？我知道这是给你出了难题，但不妨撇开你是作者，就作品论作品，这样也就不难回答了。   

　　张不代：说老实话，整部作品没有一个人物是完全参照生活中某一个特定的人为原型写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不过，每一个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大型作品，对作者来说，肯定都是一种人格意义上的“自传”，因而这部作品也就肯定有我的“影子”。我自己就是诗人、作家，既当过兵又当过报刊社社长、总编辑，也率领省委扶贫工作队搞过扶贫、当过队长。我要写，当然就要写我“最熟悉的生活”，但公孙龟年这个人物绝不是“张不代自传”，他比我要丰富、深刻得多，也神奇得多。   

　　关于写作慢与细的问题。我是写诗的，本不会写小说，我更善于意象思维，而不会编织具象故事，经常是写着后面忘了前面，或者是写着写着，就不知道故事应该怎么发展了，这就写得很慢，此是其一。其二，我还有本职工作，担任着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总不能白吃干饭，所以我的创作只是业余创作。为此我曾对朋友们笑说，“一辈子都想当个专业作家，结果还是个业余作家”。为了写这部作品，纵然花了7年时间，也还是没有写好。所谓“慢工细活”，那是你老兄的过誉，细想想，作品中毛病还有不少，粗疏之处很多。   

　　让我自己评价这部作品，确实是个难题。作为作者，无论怎样“不妨撇开”，也超脱不了。既然老兄如此要求，那我就放大胆子“狂妄一次”也罢。这不是一部反腐小说、官场小说、问题小说，也不是一部三农小说、文化小说、知识分子小说，尽管这些概念它都可以沾上边，但它的内涵比这些都要深广。所以我还是同意牛玉秋同志的“社会小说”的说法。同时，如果有人认为它是一部 “政治小说”，甚者 “思想小说”、“当代历史小说”，我也认同。我记得，胡锦涛总书记有一篇“七一讲话”，告诫全党，必须牢记“两个务必”，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可以一劳永逸的”，这部作品可以用总书记这句名言为钥匙解读。我已经做到的是，把我曾经经历和关注的社会生活作了多方位、多层次的艺术展示，把我多年来对于社会、人生、政治、文化的诸多思考，也尽可能地提升到哲学高度，通过我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给予了我力所能及的揭示和表露。我不敢说这部作品有多完美，多深刻，我可以宽慰于自己的，是我大胆地切取了一大块社会组织，且将丝丝缕缕的肌理骨骼剖开来给人看，同时还给人一些指点和提醒。作为一部小说，我好像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钮宇大：记得诗人和评论家何其芳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说作家如同厨师，评论家好比食客，菜做得怎样，应由食客品尝后加以判定。何其芳的话自有道理。但我以为，厨师为食客做菜，他自己往往也是第一食客，菜的色香味是否掌握得恰到好处，他首先心中有数。因此，今天请你来谈《草莽》，让您讲讲是如何操刀、升火、加油的，是如何调味、放佐料的，你想让这桌菜给人以什么样的味觉享受和营养价值，我想对于众多的读者们会不无提示和补益。这也是我约你谈论《草莽》的初衷。但中国有句老话你得记着：众口难调。所以，万不可盲目乐观，过于自信。事实上，能有更多的人给以褒贬、挑剔，是件好事。只要对方是善意的，一律热情欢迎。这不仅有利于你今后的创作，对别的作家也是个提醒。（本文有删节——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