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孙先生在文章中犯了一个小错误。“下半身写作”和“垃圾诗派”虽然有些联系，但还是有所不同的。根据我现有的资料，所谓“下半身”诗歌团体于2000年6月在北京成立，以沈浩波、朵鱼等9人为代表。而“垃圾派”据他们自己宣称则是于2003年3月15日成立，2004年1月6日其部分成员又另行组成“垃圾运动”，从而与“下半身”合流。据说当初“垃圾派”是以对包括“下半身”在内的轰击姿态而展开影响的。然而就他们的文本来看则并不二致，都是以一种“审丑”的心态反映了人类生活中阴暗、龌龊的一部分，毫无可取之处。假如我们把他们放入历史时空当中，则似乎可以发现他们还与非非的“反文化”、伊沙的“饿死诗人”以及那些无父的“美女作家”们遥相呼应。而这些形形色色的叫嚣和喧闹实际上都不过是后现代主义烛照之下叛逆性的体现而已。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胡适、陈独秀倡导从语言文字方面入手，而功绩之一就是促成了现代汉诗的写作形态，即采用现代汉语来进行诗歌的写作。而更为内在和深刻的是赋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以一种现代性的追求。这种语言工具的转换直接引起了现代诗质的转变，自郭沫若的《女神》开始，就确立了抒情自我的形象，突出的是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以“自我”作为抒情出发点的诗歌话语机制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诗歌对情境关系的重视。但由于特殊的时代压力，在现代汉诗随后的发展中，“自我”逐渐被淹没。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的诗人们重新在诗歌中把具体的“个人”从集体话语空间中分离出来。正如王光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新诗潮的贡献之一，也在于把已被历史模糊了的个人意义和个人价值重新凸现出来，重新确认了生命的个人形式以及意义，同时从精神指向和艺术要求出发，不断超越个人的局限性，提高个人的精神力量，把个人的感受和意识上升为时代和存在的洞见，上升为精神重建的追求。”假如说现代汉诗一段时间内被用来充当表达集体经验的工具的话，那么对于新诗潮诗人来说，他们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开始自觉地行使个人话语权力，表达个体的生命体验，并体现出一种自觉的边缘意识。由此来看，1990年代以后诗歌的边缘处境也就不应简单地仅仅归咎于经济浪潮的冲击，而也应当看到诗歌内部自身功能性的一些微妙变化，而在我看来，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久违了的正当回归。与朦胧诗相伴的是1980年代中后期“新诗潮”后半段的“新生代”。1980年代中后期是一个“诗歌与社会生活、与现实政治、与群众情绪心理的关系的调整”的时期，而这种调整反映在“新生代”诗人的作品当中则呈现出一种“断裂”的姿态，体现出戏谑、荒诞、绝望、焦虑等特点。当然这种概括绝不能涵盖当时所有的作品，只是对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写作一种印象式的描绘。

    简单地回顾这段诗歌史，我们应当从中注意到贯穿于现代汉诗曲折发展的历程当中的，其对于个体存在和未来时间的执着追求，而这种追求事实上是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和现代语言的成熟的。而这也正是现代汉诗现代性的内质的一种表现。中国虽然没有类西方工业社会环境的压迫感所造成的对于文明的仇视态度和解构倾向，但是个人话语表达对公共经验、集权话语的疏离，自我与世界的尖锐冲突，包括改革开放以后与西方相似的写作经验的认同，这些都是促成当下诗歌写作和诗歌探索明确地走向现代主义的合力。现代主义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课题，一方面“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另一方面“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而当对经验的拒斥，对怀疑精神和个人表达的穷尽追求达到极至甚至分裂的时候就衍生出了犬儒主义的畸形果实，他们一方面表现为无所顾忌、玩世不恭，而另一方面又时常显现出虚荣自负、委曲求全。这与“下半身”和“垃圾派”提出的“崇低、解构、另类、贱民思想”在特质上是深深暗合的。他们蔑视并试图解构一切崇高和权威，但他们最终必将面临蔑视自己和解构自己却又无法有所建构的结局。而这就是所谓“下半身”和“垃圾派”的原形。

    传统和现代绝不应当是紧张的对峙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从容的对话关系。现代汉诗在自己近百年的演变过程当中事实上已经在逐渐形成自己的传统，并不断涌现出可资借鉴的新质，这都是每一个运用现代汉语并在这样一个非诗的年代参与、从事诗歌写作的人所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表达，同时更是一种想象世界、探索新知的方式。而无论何种想象和探索，都应当“以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本体要求三者的良性互动，创造自己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如果说世界是无限的话，那么这无疑就是诗歌的走向；假如世界是有限的话，那么这就应当是探索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