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在千年的运行中，不仅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在思想层面上的儒家经学化，使得它从一种普通的学说变成了圣典；二是在制度层面上，科举考试的启用，并以儒家知识为内容，最直接有力地保证了儒家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科举从而彻

　　千年古制，十年改废。1905年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它划分了传统和现代两个决裂的时代。“废科举，立新学。”废科举启动了现代政治，也开启了现代教育。

　　然而，100年来，科举废止引发的回响至今仍绵延不绝。今天，中国文化的现代进程正羁绊着诸多的争端，同样纠缠着争端的还有中国当今的现代教育机制。

　　在废除科举百年之祭时，现代中国正处在世纪转身的路口，我们将从此为契机，通过学者、专家、甚至普通百姓，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解析传统，反思当下。

　　为此，在“1905—2005中国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年”第一期访谈中本报记者专访了知名文化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任臧克和教授。

　　东方早报：今年是废除科举制度100周年，以前，人们对于科举制度的认识是“范进式”的脸谱化的。今天，又该怎样认识科举制度？

　　臧克和：在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里，人们在谈论到中国古代科举的时候，应该说普遍存在两个倾向：一个是认识上的盲目性，一个是方法上的简单化。事实上，一个世纪来还能真正了解科举考试程式和内容的，并没有多少人。这种基本估计，甚至可以包括专门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科举制度，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时隔一个世纪之后，参照当下的教育情况，也许可以对于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的科举制度认识的客观一些。比如，作为一种文化教育体制，在不同历史时段内，对于文化的传承发展文化的繁荣鼎盛，到底曾经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对于现实的教育，到底还有多少值得对照反观的必要？既然是文化传播功能的视角，除了一般人文时间的角度，还应包含文化地理的角度，等等。

　　东方早报：有人认为，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起着重要的传承作用，它是中国文明历经千年而最稳定的运行载体。那么，从文化的角度，今天你怎么样认为？

　　臧克和：我一向以为，一种文化传承发展的载体可以多元多样，但载体的核心则是贯穿其中的某种文化体制。废科举，倡新学，制度转换之阶，实质是文化学术的转型。科举产生并发展于隋唐，与盛唐气象的出现，从新旧两《唐书》即可看出其间的宛密关联。少数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也往往赶紧将科举的旗子接过来，从历史上看，这无论对于本民族文化发展还是汉民族文化传播，其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东方早报：在废除科举的这100年里，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发生了变革，建立了现代教育与考试制度，那么今天回过头来，我们的教育制度应该从科举制度里面获得怎样的传统？

　　臧克和：科举考试到了明清之际，内容上形式上都趋于僵死。我们往往会立即联系到徐文长、蒲松龄这些不羁之才，长期困于场屋。但是，这只能说明科考的内容形式，应当“与时消息”的关系，而不可能导致出对整个考试制度的否定性结论。事实上，作为文化制度形态的考试，至今也没有被否定得了。人类只要需要选拔，就仍然需要遵守一定的考试形式。只要是考试，就是“戴了枷锁跳舞”，也就是今天所说共同遵守“游戏规则”。现实中的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特别是像语文一类科目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人们的指责，似乎也不比被废除的科举受到的非议少到哪里去。人们阅读《儒林外史》的心理大抵是：既无情嘲讽范进之类为科举制度所异化扭曲，又同情那班跳出科举束缚之外的才子们的漂泊无依。

　　东方早报：最近恢复国学等呼声很高，从目前的教育及考试机制来看，你认为用现代教育机制“复兴国学”会遭遇困难吗？

　　臧克和：宇宙无穷，盈虚有数。称之为“国学”的因素，自然是相对于舶来的而言，也就是那种可以称为“民族文化基因”的东西，否则，“国学”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还有什么必要？照理说，作为具有这样特质的一种传统学术，需要大家提出“恢复”了，那只有说明这种学术，气数已尽，天难补，地难填，人为建筑，总属枉然。而作为民族文化基因，则是跟整个民族的兴亡相始终的。对于国学发展的认识，反思到教育，同样涉及到科举制度的认识。看上去属于“形式”范畴的，其实决定了“内容”。文言体可废，但古典书面语作为传统文化的基本语言结构，怎样废弃得了？骈偶体不必是，但对偶作为思维的表现形式，未必不是，又乌得废弃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