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世镜委员援引数据指出，我国行政公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高达42%，而公共服务所占比率却仅为25%左右。与

　　另外一项数据也显示出我国公共服务支出严重不足。统计显示，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三项社会发展支出合计占GDP比例，中国2003年为7%左右，美国和法国当年的同一比例则高达16%和30%。

　　政府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老百姓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不得不为子女就学支付昂贵的账单，一些家庭更是因为无力承担高额医药费而陷入赤贫状态。瞿世镜指出，缺乏经费也是催生教育乱收费和医生收红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公共服务的窘境相比，政府的行政公务开支显得有些“奢华”。瞿世镜提供的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公车消费、通讯话费、公款旅游、公款读书、文山会海、公款送礼等各项支出，大约在1.1万亿元以上，是当年财政增收的近两倍。“国库公款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怎能如此任意挥霍？”他说。

　　瞿世镜认为，“十一五”规划纲要应该进一步量化对政府的约束性责任指标，首先是规定财政开支中行政公务所占比例，同时明确公共服务支出所占的比例。

　　此次两会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首次对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提出约束性指标。这8个约束性指标集中在“人口资源环境”和“公共服务人民生活”两大类别中。这些指标涉及控制人口总规模，降低单位GDP能耗，保持耕地数量和森林覆盖率，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让一定规模的人群和家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

　　但包括瞿世镜在内的一些代表和委员认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步子还应迈得更大一些。比如，有代表和委员认为，由于国家财力大大增强，应将原来设定的到2010年初步实现免费义务教育的目标再提前几年。一些代表和委员则建议，国家应该进一步增加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

　　瞿世镜表示，除此之外，还应在控制行政公务支出等方面，也制定出清晰的约束性指标。他认为，一旦形成刚性指标，即相当于政府庄严的政治承诺。这有助于约束政府过于随意地花钱，将有限财力投入到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上。

　　制定“十五”计划时，由于其时未形成完整的定量指标体系，只能泛泛作出“地区差距有所控制”、“医疗水平有所改善”之类的模糊估计。“我们回过头去审视，才惊觉有些问题已经相当严重。”瞿世镜表示，应该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尽量避免这样的问题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