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投笔从戎,参加抗日,历任太行第二军分区班长、排长、连长、便衣队长、侦察参谋、武工队长、同蒲支队副队长等职。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我带领武工队员,袭岗楼,打伏击,镣敌特,除汉奸,反清剿,斗顽匪。在清(源)太(原)徐(沟)平川,打得鬼子汉奸人
仰马翻。 有一件事,我终身难忘。 1944年冬,在太原南郊郜村的一次战斗中我负伤了,几天后,伤口化脓,不能走路,回根据地又过不了铁路,最后我反复考虑,决定到太原敌人北格据点旁的南格村去养伤。 南格是个百户人家的大村,离北格仅一里路,虽然在敌人鼻子底下,但由于我们早先做了工作,群众基础很好,还有我们的一些群众骨干。 那天夜里,我们来到了南格村地下村长胡在中家,他接纳了我,经商量把我安排在基本群众石玉锁家的外院草房内隐蔽养伤。这是一间坐东朝西的小屋,堆满了谷草,在草中央空出一块小地来,铺上被褥,在残酷的斗争形势下,这已是很享福了。然而,化脓的伤口很快折磨着我,全身发烧,才合眼又痛醒过来。鸡叫一遍二遍,房外的脚步声使我习惯性地又握紧了枪。门开了,石玉锁的儿子二虎推门进来,笑着问我冷不冷,我摇摇头,问我痛不痛,我也摇摇头,他放下开水走了。 天大明了,门又开了,进来的是二虎媳妇兴叶,她端着碗荷包蛋面要我吃,我摇了摇头。她大概看我脸色很不好,摸了一下我的头说:“好烧,你病了,”我说伤口化脓,她很快走了,不一会,石玉锁和他老婆都来了,问长问短,还逼着我勉强吃了几口饭。这时我听到街上响了一枪,我迅速摸住枪,石玉锁忙抱来成捆的谷草把我盖住,拉上门就出动了。我忘记了伤痛,紧握枪柄,考虑着如何应付各种情况。大约一小时后,兴叶打开锁着的门,进来说,鬼子到张花去了。下午村长胡在中来了,说敌人今天是到张花村捉了一个人,才返回去。看了我的情况与我商量,决定晚上请张花营村何永顺医生来看看。夜终于来了,老西医何永顺皱着眉头,察看了我的伤口,挤出很多脓血,上了药,又打了一针,虽然疼得我全身大汗,但马上感到轻松了不少。最后他要求我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他认为这里离敌人很近,太危险。但何医生每晚都来换药治疗,我的伤口逐渐好起来了。 一天上午,兴叶突然撞了进来,她脸色苍白,着急地说:“鬼子包围了村子,正在挨家挨户的搜人,还有一些穿便衣的。”正说着二虎也进来了。他很快就把我用谷草盖起来,同媳妇一起出去了。兴叶出去后端了一盆豆子,坐在大门口捡了起来。敌人很快来到了石家,先在里屋搜了一阵,随后来到我住的外院,一个鬼子从我住的破窗户往屋里看,机警沉着的兴叶索性打开房门的铁锁,示意鬼子进去搜。鬼子看到满屋的谷草,不以为然地用刺刀刺了两下,便出去嘻嘻哈哈的纠缠兴叶去了,兴叶趁机把鬼子引到了街上。这天,鬼子搜了一上午,除捉了几只鸡外,一无所获。以后虽然每天都来,但大都是路过,没发生什么事情。 光阴似箭,不觉来此快两周了,村里也有不少群众知道我在此养伤,并编了抗日顺口溜“油糕韭菜片儿汤,石玉锁家住的王立岗,王立岗挂了花,鬼子听到也害怕。”看来我必须转移了。这时铁路上的敌人也放松了警戒,我被同志们接到太谷小常,第二天顺利过了铁路,又通过了边山封锁线范村据点,回到了太谷的常畛根据地。要不是南格村石玉锁冒着生命危险,全家乃至全村人民的保护,我王立岗焉能活到今天,又多亏何医生精心治疗,才使我尽快康复。回想起来,在敌占区还有我们几处地下医院,他们舍生忘死的为我们武工队治伤,有的全家老小遭到鬼子的杀害。 人民是我的再生父母,没有群众的全力支持,我们就一事无成。我永远怀念太原和晋中的父老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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