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在太原小东门新开南巷，有一座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建筑，是山西机器制造公司仓库。然而，60多年前，这里却是侵华日军所设的战俘集中营。这里见证了日本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民的累累罪行，同时也记载着中国人民在困境中不屈不挠、与日本侵略者顽强斗争的精神。

　　9月5日，

　　工程队实为战俘营

　　1940年的秋收季节，王九三从抗大毕业，被分到了八分区司令部当情报参谋。那时敌人的扫荡非常疯狂，部队每天都在转移，后来就转移到了交城三道川的中庄。由于叛徒的出卖，部队遭到了敌人的包围，王九三等五十多位同志被俘。是年底，他们被日本人捆着先步行，后又坐火车，押到了太原小东门站，关在了“太原工程队”。

　　太原工程队设在小东门的东北城墙角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太原后设立的一所集中营，占地约4500平方米，原为阎锡山军队炮兵营所在地。虽然门外挂着“工程队”的牌子，但名不副实，实际是日寇关押中国士兵的收容所的代号，归山西日军最高司令部管辖。这是一所三进大院，前院住十几个日籍办事人员和一小队日本兵，约50多人。中院住一中队伪军，约70多人。后院很大，设有门岗、电网，关押被俘人员，这里并列着十几栋大房子，每间能住100人。屋内顺墙根一溜地铺，枕的是砖头，铺的是谷草。另外设有“将校班”，每间住两人、三人不等，是专为国民党少校以上俘虏准备的。

　　被俘人员的血泪深仇

　　被俘人员在这里受尽欺凌和虐待。吃的是猪狗都不吃的东西：每天每人工3至5两（16两一斤）粮，实际上每天每人供两顿稀饭。如果吃米饭，就是发了霉变了质的糙米。送饭的把米倒在放过火柴的大木箱子里，拴一根绳子拉着，每到一个被俘人员面前，被俘者就急忙摘下帽子或拉起衣襟，用手抢一把米进去，抢多少算多少，抢得慢了就得挨饿。他们喝的是院里污染的井水。凡是被关押进工程队的人，必须经过3至6个月的监管，才允许在监押下派到外面做苦工。大多数被押到很远的地方，如东北抚顺煤矿、北平俘虏营做苦工。还有些人被押走后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是被鬼子押到城墙角落，供驯练狼狗被活活咬死了；有的被送到日本做了细菌或化学实验品；有的被带到医院做了抽血机器，给日本伤员输血，几天就被抽死了；还有的则死在鬼子儿戏或练杀的刺刀下。

　　工程队戒备森严，院墙有近三米高，还有两层电网，要想逃跑是不可能的。要是逃跑被抓回来，是非常可怕的。逃跑者被钉在电网旁边的木桩子上，让狼狗上去撕咬，直到撕得不成人形。

　　为了减少传染病，工程队每隔一两个月释放一次重病号，但因病被释放的只是少数，还有更多得了病的人，不能做苦力，就被关在另一个隔离区里，扔在撒满石灰的木板上，眼睁睁地病死。

　　在太原工程队，被俘者个个骨瘦如柴，每天都有饿死、累死、病死的人被抬到小东门外的战壕里喂了野狗和乌鸦。城壕里白骨累累，野狗成群，悲惨之至。

　　秘密的抗击和斗争

　　被关押的人，有八路军，也有国民党中央军，还有阎锡山晋绥军。日本人对八路军最苛刻，对晋绥军最优待。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八路军并没有一刻停歇过对日寇的斗争。地下工作在这里悄悄地开展着。在李滋、刘侵霄、李一夫等几个共产党员的带领下，成立了支部，确定了工作方针，开始了争取翻译官、炊事员、医生等的工作。王九三当时在战俘登记时自己报的是管理科科长勤务员，一直隐瞒身份。当他确定李滋等是共产党员时，就和他们一起投入了对敌斗争。

　　中国籍翻译是个台湾人，在太原成了家，娶了个河北籍老婆。李滋等了解到他老婆倾向反日，而且，还了解到他爱抽大烟，于是同志们就想法子找钱供他抽大烟，还和外面的同志联系，在小井峪给他种了一块地，专门为他抽大烟服务。渐渐地，这个翻译官被争取过来了。他答应了共产党的条件：保护八路军同志，创造条件把他们释放出去。同时支部也答应他：抗战胜利后给他安排工作，并保证他全家的安全。在集中营里，他常打投降的，不打被俘的，对带枪投降的打得更狠：“好你个软骨头，带着枪往这儿跑，不打死你，明天你还想带着大炮来哩！”八路军战士经常骂日本人“王八蛋、猪”。翻译听了笑笑而已。

　　炊事权也很重要，谁掌握了这个权就能吃饱，否则就得挨饿。原先，伙房里大都是国民党俘虏，八路军的人吃饭时经常挨打、受气，只能喝稀的、喝冷水。当时李滋是被俘人员队长，他提出要换人，翻译满口答应。于是，小队长、班长、炊事员都换成了八路军的人。从此，八路军同志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挨打受气的少了，也能喝上水了。

　　工程队规定，重传染病人一律送特号病房等死，死后拉到城壕里喂狼狗。但为欺骗舆论，工程队每过一个时期还要释放一些重病号。能否被释放，医生的作用至关重要。医务室医生原是晋绥军35军中校医官，是被俘进工程队后留用的。他的儿子在八路军当营长。支部的同志就主动给他做工作，让他为八路军办事。他开假病历，再让翻译官批准，使40多个同志得到释放。王九三就是这样被释放出来的。

　　他们在设法营救同志的同时，对国民党普通士兵还进行了团结教育的工作。他们在连、排干部中培养了一批穷苦人出身的骨干，准备利用可能到来的机会哗变，投奔八路军。一次，日寇押送1000多人去抚顺煤矿，还没过山海关，国民党士兵就按照预定的计划哗变成功了。又有一次，日寇押送1500多人到唐山，在去秦皇岛路上，先由几个人喊着要解手，鬼子只好解开连环绳索。一声哨起，1000多人朝四面八方跑，鬼子抓回了200多人。跑掉的，都跑到了八路军根据地。负责押送的伪军回到工程队说：“中了八路的计了，都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