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晋期间，强迫老百姓大量种植鸦片。

    鸦片强制性种植

    1939年前，山西境内流通的鸦片主要由绥远等地输入。从1939年开始，日军由伪山西省公署出面，通令所属各县开种鸦片，并规定每种一亩征税20元。1940至1941年，伪省公署相继勒令榆次、太谷、祁县、交城、平遥、介休、离石、霍县、赵城、忻县、代县、崞县、繁峙等61县，大面积种植鸦片。在日伪强迫下，同蒲路沿线地区农民不得不拔掉生长中的禾苗，据日伪组织观察员统计，仅霍县因此就种植鸦片约5000亩，收割烟土25万两，每亩抽税51元，每年总计抽税约25万元。

    1942年，伪省公署专门划定榆次、太谷、平遥、介休、霍县、赵城、离石、交城、文水、方山、崞县、静乐、代县、宁武、神池、五寨、岚县等26县部分地区为鸦片种植专属区，强迫百姓栽种共约3万亩。在太谷县，烟田面积约达6000亩，年税收约200万元。在赵城县，日军强迫百姓种植鸦片亦在2000亩左右，并下令每亩收取现金60元，限四月底前交清，如限期不交者立刻剥夺该土地。1942至1944年，方山县农民在日伪强迫下，全县沿川和大沟约4000亩水地改种鸦片，占全县水地面积80％以上，致使该县万余人染上吸食鸦片恶习，约占种烟区成年人70％以上。在偏关县，日军从外地运来鸦片种籽散发给民众，强令种植，收割后即成立官膏局专门买卖鸦片，诱引民众吸食，从而造成偏关城及楼沟堡附近10里内种烟土地达450亩之多（可耕地极少），有些村庄吸食鸦片户口竟占全村人口三分之一。

    为了鼓励所有伪政权官员积极推行鸦片种植政策，伪山西省公署还在公务员奖金发给办法中作了专门规定，即督励鸦片栽种的各级公务员若能圆满完成任务且无不轨行为时，依照下列标准发给奖金：每收集一两鸦片，发给村公务员奖金1.5元、区公务员1元、县公务员1元。该文件虽然在提法上谓为“督励”，实际上是在日伪军政控制下而以行政权限为支撑进行强制组织。在日伪强迫利诱下，虽然与1942年相比，1945年日占区栽种鸦片县份明显减少，而实际栽种面积却扩大了，1942年26县栽种约3万亩，1945年13县就约达7万亩，增长32％。由此可见，尽管此时日军占领区不断缩小，鸦片栽种却大大强化了。

    蒙疆伪政权管辖下的晋北地区的鸦片种植更加猖獗。1939年，晋北13县种植面积就约达16万亩，据统计，大同一县583个自然村中就有近百个村子种上了鸦片，占其全部水地95％。日伪在1942年制发了种烟许可证和种烟规约，县公署还规定了种烟奖励办法，对种烟积极的村公所提出6000元作为奖金，规定一等3000元，二等2000元，三等1000元，四等500元，五等300元，六等100元。同时，晋北各县伪政权除令百姓纳税外，还规定必须将剩余的鸦片全部交给“晋北土业组合”，再由组合配给“土膏店”和烟馆，供当地人民吸食消费。

    日伪强迫山西沦陷区人民废弃麦田禾田，大量种植鸦片，不仅加重了沦陷区的粮食危机，亦因大力推销鸦片而使许多人染上毒瘾，整个农村呈现出一片残破景象。例如，交城平川日占区，原系村庄稠密、土壤肥沃、民众生活富裕的地区，此时却在日本的毒化政策下变成了鬼蜮世界。被毒化的村庄，人民大部破产。义望村原有住户千家，楼阁林立，风景雅致，此时则大半拆毁，典卖一空，断墙残垣，触目皆是，居民已由千余户减为五百多户，每日能吃三餐的人家极少，而且十有九家朝不保暮。

    “烟山毒海”下的“山西社会相”

    由于日伪大力推行毒化政策，山西毒品泛滥，吸毒之风至为可怖，吸毒人数高达20万人，连同家属在内至少有40至50万人。太谷县平均每村有3户人家吸毒或从事贩毒，每村每日销售毒品约200元，全县每年销毒支出达940万元之巨，有些村庄吸毒者甚至达到全村人口50％以上，甚有儿童吸食者。祁县祁北区78村约4万人中，吸食鸦片毒品的成年人达3370人，约占成年人40％。榆次最严重的村子平均每户均有一人吸食鸦片，就是全家老小吸食者也不少，正可谓“挨门数有屈的，隔门数有漏的”。省城太原更是鸦片毒品的重灾区，仅1939年10至12月注册登记的“土膏店”就达21家，尚有无以计数的从事毒品销售的流动毒贩，以致城内烟馆林立、遍地冒烟。

    蒙疆伪政权管辖下的晋北13县则犹如“烟山毒海”的世界。大同城内烟馆密布、烟雾缭绕，城外“烟花”遍野，无数中国民众折腰于“烟花美景”之中。在怀仁县，全县103个村子因受日伪物质刺激和暴力胁迫，几乎每个村子都将上好田地用于鸦片种植，种植总面积约达5000亩。吸毒人数在1943年最高时竟达万余人，约占全县人口八分之一强，吸毒人口中约有千人倾家荡产，约200人卖儿卖女卖老婆。

    鸦片夺去了无数生命。据统计，仅祁县被鸦片毒品毒害致死者约达1500人。会善村160余名吸毒者中约有百人惨死，平均每户1人。谷村约百名吸毒者中有25人惨死，4人投井，5人流浪在外下落不明。鲁村1942年春冻饿死的“料子鬼”就有48人。鸦片毒品吞噬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摧残了民众的身心健康。鸦片大量种植，亦蚕食了数以千计的良田沃土，破坏了农业经济结构，成为稼禾或粮食生产的致命之敌。

    从另一方面而言，鸦片生产与贸易养肥了日本帝国主义，养肥了日本战争贩子，养肥了日本大商行，成为日本扩大侵略中国的重要经济支撑。对于日本在战争中所推行的鸦片政策，美国国务院在1943年的禁烟备忘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1936年以来，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其领导人鼓励种植鸦片及制造烟毒以供吸食和其他用途，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日军入侵之处，即伴随着鸦片交易。”简言之，日本的这种违反人道的罪行属于国家犯罪，是由国家主体主导的一种极端龌龊和卑劣的行为。

    结束语

    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难以用数据度量和语言描述的。战争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山西人民及中华民族记住了这段苦痛的历史，亦记住了自己，并以自己的经历验证了一个永恒的真理：“战争”是人类自我毁灭的灾难之源，“和平”则是人类自我发展的唯一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