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收购

    棉花是日军重点掠夺的战略物资之一。日本国内拥有发达的纺织工业，而原棉自给率极低，棉纺业原料主要赖于外部输入。早在1936年，华北日军就制定了“华北产业开发指导纲领”，将棉纺织业列入统制产业。1937年9月，日军侵入山西，并在随后的几年中对山西棉花实行由军方负责统制收购的政策。据1941年日军山西派遣军刊印的《山西棉花》记载：“事变后，山西省的棉花管理，为了确保军管纺织厂的原料供给和将原料运回日本，首先由军队掌管了”。

    从1938年起，山西棉花开始运往日本。仅1938年一年就运回65万斤。到1941年9月，“由于军管理工厂的储棉数量很大，于是就将其中三万八千担用作送回国内棉输送回国”。并决定今后将收购量的三成用于同一目的。

    也就是说，日军从1938年开始以强行统制棉花收购价格并采用低价强制收购的办法，对山西棉花进行疯狂掠夺。如1938年每斤中等棉花在汾阳市场平均销售价为0.75元，日军收购价却只有0.38元，收购价为市场价55.66％。1939年，每斤同等棉花市场价是0.88元，日军收购价仅0.44元，收购价为市场价之半。由于强制统制收购和大幅度压低收购价，棉农利益严重受损，特别是在日军直接负责统制收购的地方实无异于对棉农进行公开抢掠。

    与此同时，日军对棉花输出和销售严格设限。1938年12月，日军指使伪华北临时政府颁布《棉花输出许可暂行条例》，规定：棉花非经许可不得输出，违者处3年以下徒刑或1万元以下罚金。若交易价额超过万元时，罚金在价额三倍以下并对这些物品进行没收。又规定：华北棉花禁止上市交易，百姓购买棉花须凭证到指定的伪新民合作社定量供应，每人限购一斤。若私下买卖，一经发现，轻则刑罚，重则枪毙。日军的掠夺性收购和严格的统制，导致山西沦陷区农民不愿种植棉花。1938至1940年间，山西棉田面积逐年萎缩，棉花产量急剧衰减。其中，1938年衰减幅度最大，棉田数、皮棉产量均下降了80％。

    棉花增产与统制

    战前，日本棉纺业原料主要赖于美国原棉输入。随着战争演进，欧美诸国逐步对日实行物资禁运，日本遂将重心转向对中国的掠夺。1940年11月，棉花增产运动再次展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横扫东南亚，获取了丰富的大米、小麦等粮食物资，暂时缓减了粮食压力，开始回过头来进一步强化在中国的棉花增产事宜，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日伪主要通过扩大棉田面积、组织“宣抚班”宣传植棉、发放植棉贷款等方式，在山西推行棉花增产计划。

    日伪规定华北以往荒废之棉田必须恢复植棉，抗日根据地内无法恢复的棉田须由铁道两侧、公路水路两侧、飞机厂、县城及重要乡镇周围各300米内禁种高杆作物的区域补充，以达成棉花增产目的。例如，1942年，日伪勒令文水县将禾田改种棉田，农民纷纷抵抗，日伪派出大批军警到各村强制推行。在闻喜县，日军据点四周大部田地被勒令改种棉花及鸦片，导致该地发生粮食恐慌，人民生存于饥饿之中。

    伪华北棉产改进会山西省分会为了鼓励棉农种棉，不惜花大力气到占领区宣传植棉，并为此专门成立所谓“宣抚班”，向农民灌输植棉好处。接着，又向农民发放种籽，鼓励试种，并承诺收获后以高价收买。待农民种棉或大量农田变棉田之后，日伪便大跌棉价，广大农民即刻陷于破产。1940年2月，山西分会专门委派太原铁路分局爱路列车到同蒲线南段各站宣传植棉20天，声势十分浩大。该列车由宿营车、食堂车、诊疗车、廉卖车、警备车等16节车厢组成，车上有演艺班、宣抚班及新闻记者，所到之处邀请爱路村长、村民参加集会，向村民宣讲植棉利益。一些地方的农民因此开始植棉，日军在达到棉花增产目的之后，便以超低价强制收买。1942年，日军每斤棉花平均收购价0.91元，而当时汾阳市场价每斤棉花平均价格则为1.90元，收购价仅为市场价47.89％，棉农利益大损。

    日伪当局为了扩大棉花种植面积，不惜向农民发放植棉贷款。例如1940年在临汾、运城、曲沃三县县城发放贷款约3万元。但日伪财力有限，所谓“棉贷”不过杯水车薪。

    除上述棉花增产运动外，由于日军在1941至1942年连续五次发动“治安强化运动”，抗日根据地区域大大缩小，日伪占领区相对扩大，山西棉田面积有所增加、棉产有所提高。据统计，1940年山西日占领区棉产量为3460吨，1941年则增加到了7780吨，增加指数为55％，1942年棉产量更达9070吨，比1941年又增加1290吨。这些棉花悉数被日军所掠夺。

    一元化统制强征

    从1942年中途岛海战开始，日军逐步丧失太平洋战场的战略主动权，太平洋战争出现转折。到1943年7月，美军已在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日本大东亚经济共荣圈宣告破产而不得不退回中国占领区。由于连续几年的棉花增产运动，棉田蚕食了大量粮田，沦陷区粮荒日益严重。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日伪改变了原有的棉花策略，从“棉花增产”逐步转向对棉花的全方位统制。

    1943年2月13日，汪伪政府公布“战时经济政策纲领”，提出“改进农业技术，兴修水利，拓辟耕地，以求食粮及其他战时主要农产品之充分的增产。”在北方确立“以新粮食政策为中心的华北战时经济体制”。汪伪政权特别强调，“为顾虑棉田大量扩增足以影响粮食之自给自足，增产棉花置重点于棉田单位面积产量之增加，而对扩增棉田采取缓进方针”。这一时期，棉花增产活动尽管仍在持续，但增产重心转移到了粮食方面。

    1943年，日伪将华北棉花公司、华北棉业工会、棉产改进会统一为华北纤维公司，对华北棉麻原料从保管、采买、配发、进出口等实行一元化统制强征。尽管日伪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但山西无论棉花产量还是棉田面积从1943年开始均呈下降走势。

    总的来说，八年间，山西棉花产量的整体走向呈下降趋势，大致平均每年减少80％，其中1942年减得最少亦达到70％，1940年和1945年则高达90％，这与日军不顾棉农利益的疯狂掠夺、统制与收购是分不开的。此外，劳动力和耕地等生产要素的严重受损或毁坏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而这同样又是日军掠夺与破坏所造成的。或者说，由于战事频仍，灾荒不断，土地荒芜，农民食不果腹，并以各种方式抵制棉花增产与收购，致棉产逐年下降，始终未及战前水平。日本对山西棉花掠夺的期望最终没有充分实现。（注：斤为当时的计量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