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土地被侵占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之后，日军停止大规模战略进攻，采取以巩固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开始对华北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并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1939年9月后，又着手实施所谓“囚笼政策”，以达到消灭抗日武装力量的目的。据此，日军在山西各地大量侵占土地，修筑公路、据点、碉堡以及封锁沟、封锁墙。所谓“封锁沟”，日军美其名曰“惠民壕”，主要修筑在日伪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交错地带，希图以之割断两区之间往来，使抗日根据地中国军民丧失生存条件，达到彻底消灭的目的。

    而这一计划是日军利用刺刀、枪杆子驱赶着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完成的，因此毁灭了沦陷区和交错区数以万计的家庭和无数的田地，被老百姓愤然称之为“毁民壕”。“毁民壕”长度往往数十里，宽度和深度均在一丈五尺左右，沟底可通汽车，沟沿筑有围墙，沿沟边五六里远则筑一碉堡，碉堡外有铁丝网。例如，1942年，太谷各据点日军于4月11日起强征民夫万余人，由三台村沿山边至马范村以北，挖筑长达50余里之封锁沟，深宽各一丈，所经之处侵占良田2000余亩，地内麦苗全毁。太行区八年间日军修据点127座侵占土地6350亩，修碉堡726座侵占土地7260亩，修炮楼2159座侵占土地6477亩，仅此三项太行区就损失土地2万余亩。

    由此可见，日军八年间挖掘封锁沟、封锁墙，以及修建公路、铁路及碉堡、据点等军事工程对山西土地资源的破坏程度。

    到处都是“无人区”

    为了巩固对占领区的控制，日军大量构筑“无人区”，导致大片土地荒芜。1942年，日军为割断吕梁山南麓抗战区与日伪统治区之间的联系，决定从河津北山脚下的西崴口，经稷山、新绛、襄汾直至临汾城西，挖一条长达300里的“惠民壕”，“惠民壕”原计划从稷山县阳平村进入河津地界，沿北山直达西皑口，这样就有十几个村庄能够留在壕南免遭毁灭。北午芹村，原在沟线以内，只因日军翻译金某向该村索贿，故意将之划到壕北威胁，而当时村民大多逃散，集资不易，金某索贿不成，随即下令以改划线路开挖。由此，挖壕路线便由张家堡村西，过天涧，至小张，到达南午芹村北，斜奔北午芹村南，直至魏家院村上山，抵西皑口。在这一线路内，距山5华里之内的十几个村庄全被划入壕北，日军下令一律烧毁。北午芹村原是一个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村子，但日军在壕成之后即纵火焚烧，村中2000多座房院除5家因烟雾笼罩幸免烧毁外，其余1900余间房屋全部化为灰烬，昔日一座风光秀丽的山村荡然无存。日军为制造“无人区”，又规定所有壕北土地一律不得耕种。

    为彻底奴役沦陷区人民，日军除在封锁沟周围制造“无人区”外，还实行残酷的“并村政策”，强迫当地百姓搬入“治安区”，制造“无人区”，毁灭了无数村庄。1941年，太谷县日军实行“并村”，强令小村民众全部搬移大村居住，而将小村烧毁。八年间，仅阳曲、五台、寿阳、崞县、定襄、忻县、平定、盂县等8县“无人区”被毁村庄就达340个，人口死亡约2万人、被捕6160人，损失耕畜2万余头、农具及家具62万余件、粮食586万余公斤（一次抢走），荒芜土地98万余亩。

    大批土地变荒

    由于日军在整个抗日根据地区域实行毁灭一切的“三光政策”，其武力所至之处见人杀人、见房烧房、见牛杀牛，凡农具、粮食运不走者烧毁，致使根据地人力物力遭受毁灭性破坏。例如，1940年9月13日日军“扫荡”平定县马庄村，杀死村民334人，烧毁房屋248处，抢驴127头、牛237头、羊532只、猪6头、鸡1028只，以及小米约15万公斤、小麦约12万公斤、玉米约3.5万公斤、黄豆5100公斤、白面1037公斤、核桃15麻袋，抢犁耙等农具411件、扇车4个，还有其他财物按时价计算约26万元。日军“扫荡”过后，该村人烟稀少，到处颓垣断壁，杂草丛生，一片衰败景象。

    日军在“扫荡”过程中疯狂强征壮丁、强服劳役，使得用于生产的劳力不断减少。日军在

山西修筑的无数封锁沟、墙、碉堡、公路等军事工程，均是靠驱使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进行的，即使老幼儿童妇女有时亦难例外，无数同胞死于非命。1943年，日军在新绛县附近修筑长约25公里的“惠民壕”，全县派征苦力1万人左右。农民离家，田地无暇耕种，只能任其荒芜。据统计，上党地区12县（除长治外）八年间日军修建碉堡、据点、炮楼、公路及封锁沟等消耗人工约53313万个，而12县战前原有人口约146万人，按此计算，平均每人出工365个，加之强迫服劳役者大多为青壮劳力，土地成片荒芜。同时，日军为了扩充国防产业，弥补国内和东北劳力不足，从山西大量掠夺劳工。

    1943年，日军在全省抓丁万余人，仅在阳曲向阳镇、板桥、蓝村4村就强征250人，全县共征1200余人。广大农村因各种生产要素缺乏，土地大片荒芜的现象随处可见。

    苛捐杂税繁重

    日军在沦陷区设立各种名目繁重的苛捐杂税，百姓负担奇重，使得大片土地因无人愿意耕种而荒芜。例如，位于同蒲路以东的朔东平川，群众对敌负担仅“正款”一项即达15种之多，涉及土地的有地基款，地捐，还有牲口捐、夏季口粮、储蓄金、门户捐、牛肉捐、车捐、鸡狗税等。除“正款”外，汉奸特务无限制地进行敲诈勒索，其数惊人。据川中一个较小村庄夏季三个月的不完全统计，一亩地已摊到银洋4元之多，合粮1大斗，其中每亩白面3斤、马料1小斗，总计耗银1.5元，据说这还是被勒索最少的村子。由于日伪的苛重压榨，该村耕地面积比战前减少1／2以上。繁峙县许多村庄对敌负担相当沉重，1942年正当民众春耕下种之时，日伪催款逼款，老百姓只好将种子卖掉交纳，许多土地因无种下种荒芜。南北洪水、上下台庄有2000多亩土地，因担心对敌负担而没人耕种。

    除上述几项外，日军还公开掠夺农民土地。例如，寿阳、榆次之敌于1942年颁布命令，强夺民田，宣布段廷、西洛及榆次黄龙江之间水田一律归日军所有。日伪尽毁当地麦田，改种稻禾，两地人民无论贫富均成无地之家。同年，日军在赵城县王可一带建造水田公司，强行没收民田6000亩。凡此种种，不一而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