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主人在全副武装的日寇强迫下运送军需品。

    掠夺目的

    日本军方毫不掩饰地宣称：“华北对日满经济来说，是原料资源和劳动力的供应地”。同时，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日本国内越来越多的男性青壮年应征入伍，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力日益匮乏，日本政府于1942年11月27日通过《关于华人劳务者移入内地案》，决定“将华人移入内地，以使其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提出在日本国内使用中国劳工的政策。

    日军侵入山西后，大肆修筑各种工事、碉堡、封锁墙（沟）、公路、铁路、“护村墙”、“护村壕”，以及建岗楼、立电杆、修机场、挖隔断壕，经常驱使成千上万的民众充当守护铁路的“肉电杆”，这些活动均是以山西大量劳工的无偿服务为基础的。此外，日军在其驻地和“扫荡”作战中，还经常役使附近民众从事各种杂役，如伙夫、带路、脚夫等，补充兵力和扩充地方伪组织。

    掠夺人力是日军“政治战”的重要一环。日军对人力资源的掠夺是其镇压反抗、维持统治的有效手段，是“总体战”中“政治战”的主要内容。日军认为掠夺乡村青年既可打击和破坏中共乡村党政、民兵组织，使之失去工作对象，又可薄其经济力量、断其扩军源泉。

    掠夺方式

    日军对山西人力资源的掠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为了大量掠夺山西廉价的劳动力，日军在各地建立了系统的劳务掠夺机制，到处设立劳工管理和招募机构，实行野蛮的劳工政策。“华北劳工协会”就是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的重要机构之一，其在山西设有支部，在太原、榆次、临汾、运城等地设有办事处。除专门的劳工机构外，“新民会”以及各地特务机关亦积极参与了日军的人力掠夺计划。日军掠夺山西人力主要有骗招、强征、摊派、抓捕和征用战俘等几种形式。

    骗招  日军最初掠夺人力的手段是以种种诱人的条件进行欺骗宣传，吸引那些破产农民、城市无业者、打短工者、城市贫民等人家的青壮年及流离失所和生活无着的百姓。例如，在潞城，日军曾派出大批奸细到占领区招收青年壮丁，声称“到太原去做土工，每天可以赚两斤白面、八毛伪钞”，不少青年壮丁上当。太原沦陷后，工人纷纷失业，日伪便打着“挽救失业工人”的幌子为西山等煤矿招募矿工，仅1940年12月一次就招收200多人，1941年至1944年间在长治等地骗招1166人。

    摊派与强征  日军在人力供求日趋紧迫且欺骗阴谋被识破的情况下，开始向各地强制摊派募集劳工。例如，大同日军为了掠夺煤炭资源，完成政府下达的产煤任务，在1941年至1942年以“勤劳报国队”名称指令大同伪政府，向各村强行征集劳动力到大同煤矿充当矿工，每年征集两次，每次征集700至800人，轮流替换。占领西山煤矿后，也通过伪政权向附近各县农村摊派民夫，每次都在300人以上。至于日军向各地摊派抽丁修建各种工事或做各种杂役以及补充伪军更是常事。

    抓捕  在以上两种手法仍无法满足需要之时，日军又开始采取抓捕手段。1941年，日军要求各地军政机关以各种方法抓捕劳力，并强调要将抓捕劳工和“军事讨伐”、“治安肃正”结合起来，以满足人力的大量需求。此后，日军即以各种方式频繁地在各地捕捉壮丁，如在城市、集镇、交通要道遍布岗哨或突然戒严，无论什么人，只要可做劳工，统统掳去；借“扫荡”之机，窜入游击区和根据地，突然包围乡村、集镇，来不及逃走的百姓一律当作“俘虏”抓走；伪装成八路军借开会、受训、修路之名，召集青年，突然拘捕；借在据点内唱戏、演电影、开展览会引诱群众前去观看，随后拘捕；采取先将老人小孩捕去再以青年壮丁交换的方法，或采取伪组织和伪军进行强捕青年的竞赛。总之，日军抓捕壮丁的花样“别出心裁”，抓捕的数量越来越多。

    征用战俘  太原集中营是日军在山西收容战俘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将作战中被俘的中国士兵、“扫荡”中抓捕的抗日军民，以及各地宪警抓捕关押的所谓抗日“囚犯”，经“教习”、“训练”后，作为“特殊劳工”送往各地从事苦力，包括日本国内。如1943年至1944年日伪西山煤矿三次就征用“俘虏”750多人。

    掠夺数量

    日军通过种种卑劣手段，大肆掠夺山西人力并将所掠人力配置到急需之处，其流向是多向位多层次的。就流向而言，最初押送东北，以补充日军在东北大修国防工事和扩展国防产业劳力之不足，随后又渐次向蒙疆、华中及华北其他地方运送，1943年后则开始向本土大批押运。例如，1942年5月山西冀宁道就向朝鲜提供劳工团体两个，1940年山西入蒙劳工1740人。令人发指的是，日军甚至将掠夺来的人力当作枪靶子进行取乐或训练新兵，将女性用作性奴隶任意驱使。

    据不完全统计，八年间，日军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抓丁约51万人，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掳去约49万人，在太岳抗日根据地掳去约9万人，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掠去约8万人。又据日本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大同煤矿劳动概要调查报告》，八年间在大同煤矿有6万至7万矿工丧生。

    日军大规模构筑军事工程和强征民夫从事各种服务，以及因战事误工所消耗的人力，数量更为惊人。据统计，八年间，日军在晋东南长治、长子、襄垣等16县修筑各项军事工程消耗人力约21764万个，战后为平毁军事工程消耗民力约6381万个。日军在太行区历次大“扫荡”中征用民夫消耗劳力约264万个，因战事误工耗损人力约15454万个。1939年至1945年，太行区人民为抵御日军侵略，参战劳力约769万个。太行区民兵自卫队八年间反“扫荡”消耗劳力约1356万个。1938年至1945年，太行区抗战后勤工作消耗劳力2.4亿个。这些人力消耗归根结底是日本侵略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