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传，曾有一条从西北到东南，斜贯太原全域的45°轴线，承载着古时并州的山川形胜与风水文脉。这条神秘的轴线是自然形成，还是刻意而为？这还需从古晋阳城的灭失、宋太原城的兴建，以及明太原城的展筑说起。
唐时，晋阳城先后被封为“北都”“北京”，成为与中都长安、东都洛阳并列的“三都之一”，并历时近三百年，铸就一座三城毗连、壕沟环绕的金城汤池。五代十国期间，凭借地理优势和自然资源，以及坚实的城池堡垒，晋阳城先后成就了后唐、后晋、后汉以及北汉割据政权。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赵光义夺取久攻不下的晋阳城，收复了中原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因恐其“山川险固，城垒高深”，更怨其“衰则先叛，盛则后服”，太宗下诏火烧水淹晋阳城，悠悠古都浩浩城池毁于一旦。其后，宋廷又降太原为军事紧州，移州治于榆次，并筑平晋县以处晋阳百姓，对太原极尽打压与排斥之举。
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出于防御之目的，宋廷又遣潘美、符昭愿肇建新太原。据传，宋廷在建造太原城之时，特意铲平了太原城东北的系舟山头，又将通行的“十”字官街改为“丁”字。此说虽为民间传闻，概无正史记载，却被元好问写入其《过晋阳故城书事》一诗中。
宋城西北，是高耸的崛山围山脉，与系舟山隔汾对峙。崛山围山上有崛山围教寺，据载为大唐贞元年间创立，宋末毁于战火。寺前山巅有七层砖砌的密檐塔今尚存，名曰舍利，有说为宋代遗构，至少也是始建于宋。此塔恰处在宋城乾位的制高点上，向北可遥望天门关隘，向南能鸟瞰宋城全境，塔体虽小然位置显要，于宋城极目可视。太原45°轴线初现端倪。那么，此塔肇于何年，又有何特殊的意义呢？
塔源自印度，本为佛寺收藏舍利、佛像、经卷或法器之所，传入中国后又延伸作风水之用。此塔之于宋，揣测有三种可能：一是防内乱，与宋廷铲平系舟山之目的同出一辙；二是镇边关，捍御来自西北朔方契丹部落的侵寇；三是止兵戈，护佑宋城一方的平安昌盛，以及百姓的安居乐业。
明洪武九年(1376)，晋王岳丈、永平侯谢成奉敕展筑太原城。据载，明太原城有八门四隅加钟、鼓十四座大楼，构成锦绣太原城延绵浩荡、气势宏伟的天际轮廓。其中，鼓楼位于居中之位且最为高大，成为太原府城的地标建筑与方位坐标，堪舆府城八卦皆以此为中心。其间，晋恭王又于旧址重建崛山围山教寺、修葺舍利塔，作为其宗室国奉的礼佛之地。由此，在广袤的太原盆地上，鼓楼与舍利塔遥相呼应，太原45°轴线始具雏形。
明宣德年间，官府择府城东南，主文昌之运的巽位，藉陈彬宅院初置考场；明正统十年(1445)，于原址兴筑贡院，其后又于明万历癸酉(1573)，依南城壁起奎光楼、登仙桥，“规制背极壮丽，无以复加”。及此，府城东南成为文场密迩、文人必至之所，“藉以发迹者，不可胜纪”。由于贡院位处鼓楼与舍利塔的连线之上，这条45°轴线又多了一处重要节点。
然，太原地势本就西北高而东南低，舍利塔与鼓楼加剧形式上的不平衡，彰显其“巽”位之缺。即如明万历《山西通志·卷之二》在记述太原形胜时曰：“晋阳城重山遮障，开此平衍真一大形胜也。独龙稍不足，故文明不开；虎稍强，故其民挚悍，而世家亦少。”所谓“龙(青龙)稍不足”，意指太原之东主文运、教化的方位，因地形低洼平缓引发文运不旺；所谓“虎(白虎)稍强”，意指太原之西主武运、兵戈之方位，因山势高大险峻导致民风挚悍。此说于太原日渐盛行，并引发当地士绅与乡民的顾虑，于是明万历年间，名宦傅霖，也就是傅山之祖父，于太原做了两件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大事。
一是倡建大钟楼。明初，太原钟楼原本位于钟楼街南端北侧，寿宁坊内的寿宁寺以西，与鼓楼几乎同处一条南北轴线之上。明万历八年(1580)，旧察院的一场大火致其损毁殆尽。据傅霖《重修钟楼说》的记述，在钟楼被毁的几年内，太原城“疫病大作，饥馑荐臻”，上至王侯下至百姓皆愁苦叹息不知所措。在咨询堪舆家和阴阳师之后，最终又折衷于儒者之意见。傅霖曰：“拘而多畏，术者固然。《书》记卜洛，《诗》相阴阳，亦有取焉。”在傅霖的倡导和推动下，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重建大钟楼，并迁于现址——钟楼街东段南侧的泰山庙对面。重建之钟楼，位于鼓楼东南，与鼓楼呈45°斜列。此种布局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府城巽位之缺，但由于同处城池之内，无法弥补太原城东南的地陷之短。重建之钟楼，与鼓楼以及崛山围山峰连成一线，太原45°轴线昭然可见。
二是捐筑文峰塔。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傅霖又组织地方缙绅募资，于城东南的向山脚畔修建永明寺、文峰塔。据清光绪《忻州志·卷三十七》《傅应期传》载：“郡地形左痹不胜右，缙绅学士建永明寺、宣文塔(文峰塔)于东山，以辅不足，推公(傅霖)首事。”傅霖，身为大儒然又深谙道学，亦能采术者之言。作为首事，他在监造之时一反常规地将永明寺坐南朝北面向府城布局；置文峰塔于其东南巽位；又将永明寺、文峰塔与鼓楼三点连成一条精准的45°轴线，其规划视野之阔、格局之弘令人叹为观止。永明寺与文峰塔的兴筑不仅填补太原巽位之短，同时让太原45°轴线趋于完整。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晋穆王朱敏淳邀请五台山著名高僧福登主持扩建永明寺。因与五台山寺庙重名，福登更永明寺为永祚寺。据《敕建永祚寺宣文宝塔舍利碑记》：“太原古帝都也，余昔登城四眺，山河漭荡，形家以为不足于左，宜象而益之。于是，纳僧福登发念创浮屠其高处，慈圣嘉其诚而佐之金钱，双影崔嵬。”福登在扩建永祚寺时，“旧塔微侧”，于是提出“更建新塔”，一是与之匹配，二是补其颓势，并得到晋穆王以及宣文李太后的嘉许。
福登，不仅是德劭的佛学法师，又是著名的建造大家。他在定位永祚寺佛塔时，对傅霖的规划心领神会，又能取形家之意，与旧塔既没有左右并置，也没有前后纵列，而是沿其45°方向斜向排开，并精准地定位在文峰塔与鼓楼的连线之上。三点一线毫厘不爽，实难以巧合释之。清道光《阳曲县志·卷之二》道出其由：“据堪舆家言，旧塔在城之巽方，关乎文运，不可双。今新塔倚于旧塔之后，城中高处望之，依然一也。”
为纪念宣文太后的懿旨与资助，建成后的双塔合以“宣文双塔”冠之。明万历《山西通志》曰：“近有筑浮屠者，亦大有见。”即此。宣文双塔、钟鼓二楼与舍利塔连成一线，太原45°轴线浑然天成：轴线两端，一端是西北崛山围山巅的舍利塔，降白虎而抑兵武；一端是东南向山脚畔的文峰塔，补青龙以兴文运，藉此太原“创山川之形胜，开文运之昌盛”。据明万历《太原府志·卷二十四》载：“新建塔两座并寺一所，城外东南，高耸入云，为晋奇观。万历年建，起自堪舆家言谓‘塔在巽峰，则文运胜’。建后，连三科两庠中五人或七人或十人，其兆足征也。”明清两代，中举者不计其数，其中又拔得进士者达2600余，含巍科9名，位列全国前十。及第之中，不乏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可谓天开文运地毓灵秀，人才辈出也。
建成后的双塔犹如一对双生子，不知者或以为同期而筑。登高远眺，太原山川形胜皆入望中，与西北端的崛山围山峰遥相呼应，犹如苍龙之首尾；凭栏俯瞰，府城锦绣尽收眼底，与钟、鼓巍楼连成一线，斜贯之轴了然于目；驻足仰视，双塔挺拔隽秀巍峨耸立，犹如双笔蘸砚、两峰入云，成为府城东南的一处胜景，谓之“文笔双峰”“凌霄双塔”也。此景先后被清康熙、道光《阳曲县志》列入阳曲八景之中。据清康熙《阳曲县志·卷之二》载：“双塔文峰，在城外十里许东南巽地，两峰插天，日初出垂影河中，犹笔蘸砚，地形家言文风所尔。”在双塔与鼓楼的轴线上，恰又有文瀛湖居中，后人将文峰塔喻为笔，文瀛湖比做砚，以笔蘸砚书写太原山川之秀、文昌之运。
至此，起自西北乾位崛山围山巅的舍利佛塔，止于东南巽位向山脚畔的凌霄双塔，中间连接鼓、钟二楼，五个制高点连成一线，宛若一条长龙俯卧，形成“一轴斜贯南北，三塔威镇东西”之势。这条45°的轴线人为大于偶成，是经几代人营造、数百年演化而成；是由儒释道合谋、官绅民共助而就，是傅霖、福登两位大师集百家堪舆、汇众生智慧，精心设计巧妙布局之果。它不仅是奠立太原山川形胜之轴，亦是护佑太原一方平安、开启太原文运昌盛之轴。
古时，这条轴线上，还连接了阳曲八景中的四景：天门积雪、崛山围红叶、巽水烟波、双塔凌霄；此外四景，西山叠翠、土堂神柏、烈石寒泉、汾河晚渡亦距此轴不远。迄今，这条轴线及左右，仍连接着森林、龙潭、文瀛、迎泽及双塔五大城市公园，以及多福寺、净因寺、英济祠、抚院、唱经楼、关帝庙、贡院、纯阳宫、文庙、山西大学堂十处国保单位，可谓风物繁多遗存丰富，满载着锦绣太原城悠远的历史与厚重的文化。
如今，五座塔楼中，鼓楼圮毁，让这一轴线失去了坐标原点，其余四座也早已湮没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之中，失去其原有的意境与内涵。然，至于古城之意义，太原45°轴线不啻北京城的中轴线，是先人留给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是锦绣太原城无与伦比的文化特色，理当留下痕迹，并得到保护与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