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太原东山里的年，过得朴实，也收得利落。亲戚走罢，门上的春联还红得晃眼，日子却已悄然滑回了那条叫作日常的轨道。
“轨道”上的吃食，便是和子饭了。这名字起得真好，透着一股子敦厚与亲热，仿佛米、面、菜、豆原本就是一家，如今欢欢喜喜地“和”在了一处。这可是只有正月里才有的特殊待遇哩！清晨，或是晌午偏后——那时节一天只吃两顿，水是井里刚打上来的，清冽冽地倒进铁锅。先下金黄的小米，得耐着性子，让米粒在滚水里慢慢地舒展，吐出一层稠嘟嘟的米油，那汤色便晕染开一片温润的暖黄。这时候，豆面条该登场了。
豆面条是年前就备下的。腊月里，女人们总爱凑在谁家的炕头上，一边拉着家常，一边将和好的杂豆面团擀成一张张极大的、近乎透明的薄片。那活儿需要巧劲与耐心，擀面杖在她们手里，不疾不徐地推动着，将日子也碾得绵长。擀好的面片叠起来切成条状，然后铺在盖帘上，端到院子里，让冬日的太阳晒着，不消半日，便脆生生地变干了。收进屋里，藏在阴凉干燥处，便是年后长久的口粮。
家家如此，每天下午这顿饭，总是将那豆面条抖散了，下到咕嘟着的米汤里。豆面条一入锅，那股子特有的、混合着豆腥与麦香的朴实气息，便丝丝缕缕地钻出来，和米香抱成了一团。
山药蛋是必定要有的，切成不规则的滚刀块，早早便下了锅，煮得面面的，筷子一戳就散，吸饱了汤汁的精华。将葱花、麻麻花用麻油一烹，那个香呀，把整个村子都包围了！也有条件好些的人家，这时便会从院子南墙根下的小瓮里，摸出几个冻得硬邦邦的“团团”来。那“团团”也是年前的产物，粗粝的米面或黍子面发了包上豆馅，蒸熟后存放在天然的“冰箱”里。冻过的“团团”扔进滚烫的和子饭中或在火上烤一烤，不一会儿便软热了，用筷子夹开，粗糙的外皮下，暗红色的豆馅便露出来，甜丝丝的，给这一锅咸香平添了一抹意外的惊喜。一锅饭，有汤有水，有粮有菜，热气腾腾地盛到粗瓷大碗里，沿着碗边吸溜一口，从舌尖一直暖到胃里，再蔓延到四肢百骸。那是一种结实的、可靠的饱足，足以抵御正月里尚未褪尽的春寒。
过了十五，新衣裳是必定要脱下的。孩子们虽有些不舍，却也觉得理所当然。那鲜亮的、带着折痕的衣裳，被母亲仔细地抚平，收进褪了漆的木柜深处，等着下一个年节，或是某个更重要的场合。大家又换上了臃肿的旧棉袄。棉帽子护着耳朵，三五成群，东家进，西家出。屋里炕烧得烫屁股，男人们围着打扑克；女人们手里纳着鞋底，嘴里聊着闲话。窗户玻璃上结着厚厚的霜花，将外面清冷的世界隔成一片模糊的白色。屋里的人声、烟气、暖意，都“和”在了一起，发酵出一种懒洋洋的、让人心安的消闲。这情景正如和子饭的味道一般。
正月里，按老规矩，是不兴动土劳动的。日子仿佛被拉长了，也变轻了。天公也作美，记忆里的年，总伴着雪。除夕或初一，悄没声儿地，就来一场。不大，却足以将东山层层叠叠的褶皱，都铺上一层匀净的白纱。阳坡的雪，性子急，太阳出来照几日，便露出湿漉漉的、深褐的土地，蒸腾着地气。阴坡的雪却沉静、有耐心，白皑皑地赖在那里。远远望去，山阳与山阴，一明一暗，交错着，像一幅巨大而沉默的木版画。大人们端着和子饭，蹲在门槛上，望着那雪，会喃喃地说：“好啊，瑞雪兆丰年呢。”语气里是满满的、对土地的信任与期盼。那雪光映着他们黑红的脸膛，眼里有一种亮晶晶的东西，不是激动，而是一种深深的、对生活本身的看重。他们并不言说“生活”这样的大词，只是将豆面擀得极薄，将山药蛋煮得极烂，在风雪天里，将一锅和子饭熬得极香。
如今回想，我向往的，或许就是那样一个被和子饭的香气所浸透的、被白雪所包裹的正月。日子是素的，心是静的，人情是稠的。一切都不慌不忙，一切都得其所在。那是一种将日子过得扎扎实实、又自得其乐的精气神。那热气，那雪光，那人影，混成了一碗最醇厚的人生和子饭，在记忆的灶台上，永远咕嘟着，散着让我心安的、故乡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