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唐代“红地翼马纹锦”纹饰复原图。
作为中国文学中跨越千年的文化符号，“马”始终是华夏儿女的精神图腾之一。它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的火花，是文人墨客情志的寄托，更是民族精神的具象化身，在诗行词阙间踏出了一条跌宕而璀璨的意象长河。
马之初入文学，便带着鲜明的实用印记与礼制色彩。《诗经》涉马之作所在皆是，将其嵌入了周代社会的肌理。《小雅·采薇》以“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八个字，勾勒出军人的威武雄壮；《周南·汉广》“之子于归，言秣其马”的吟咏，让良马成为婚嫁礼仪的象征；《郑风·大叔于田》中“执辔如组，两骖如舞”的描摹，将男人狩猎化作勇武精神的生动注脚。此时的马，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的现实载体，“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汉书·马援传》)，在田猎、征战、典礼等各种场景中，搭建起早期文学中马意象的根基。
渐渐地，马挣脱了实用的桎梏，升华为精神境界的象征，为文学注入了新的审美维度。支道林“重其神骏”(《世说新语·言语》)的论断，将马从役用之畜提升至精神品鉴的层面；杜甫笔下“锋棱瘦骨成”(《房兵曹胡马诗》)的胡马，以“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的形神刻画，赋予骏马“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的忠勇品格。这种“神骏”不仅是外在体态的矫健，更是内在精神的投射——它是穆王命驾八骏、驰驱千里(《穆天子传》)的开拓气魄，是曹植连翩西北、视死如归(《白马篇》)的少年豪情，是李白酒后弄刀(《白马篇》)的侠客风骨，让马成为英雄人格与理想精神的具象化身。
而当理想与现实碰撞，马又化作文人怀才不遇的共鸣。屈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宣言，让骏马成为政治理想的引路者。韩愈在《马说》中发出“衹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的喟叹，将千里马的埋没，比作贤才在古代昏庸世道中的沉沦。李贺“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马诗》)的叩问，则借良马待伯乐的境遇，道尽了寒士渴望用世的内心焦灼。这些诗句中的马，不再是单纯的物象，而是文人精神世界的镜像——它们或瘦骨嶙峋而自带铜声(李贺《马诗》)，或拳毛欲动而徒思边草(刘禹锡《始闻秋风》)，在悲戚与傲骨的交织中，完成千里马最动人的精神升华。
在边塞诗的雄浑旋律中，马又绽放出别样的壮烈之美。岑参笔下“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以战马的酷寒境遇，衬出征人的无畏；王昌龄“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出塞》)，用战马的静默，诉说征战后的苍凉；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凉州词》)，更让马成为戍边生活的见证者，在“醉卧沙场”的洒脱与“征战几人回”的悲壮间，承载起家国情怀的重量。这些马，是“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骆宾王《从军行》)的战场伙伴，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的精神图腾，它们的蹄声，踏过了长城的烽烟，也踏成了民族记忆中最雄浑的交响。
马还构成了古代诗文中不可或缺的送别意象，承载着离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与不舍情怀。“一鞭残照里”(王实甫《西厢记》)，马鞭挥落的是故园回望的不舍；“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踽踽瘦马是天涯漂泊的孤寂。它驮负着离人远赴塞北江南、蹄声叩响长亭短亭的别绪；它见证着征人戍客的聚散、鬃毛飞扬边塞风沙的苍凉。从“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的喟叹，到“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逢入京使》)的仓促，马嘶与风吟交织，尽写人间的别离与牵挂。
千年诗行，马蹄声从未远去。从礼制之仪到精神之魂，从壮志凌云到悲怆孤鸣，从边塞壮歌到送别离情，它早已超越物象本身，成为华夏儿女精神世界的鲜活注脚。铁骨载丹心，骏影映千秋，这匹跨越千年的文学之马，将在笔墨间继续驰骋，承载着民族的情志与风骨，踏向永恒的文化长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