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收到上海作家曹致佐的一本新书，名为《文艺名家往事》，翻看之余，便想起了与曹先生相识相处的那些日子。这也是因为书中写到的好些名家，他是那段时间开始认识的，我也正是那段时间认识他的。
说起来，是50多年前的事了。
1970年8月，我从学校出来，分配到吕梁山区一个小县教书，县上把我打发到一个村子，第二年又到了一个更小的村子。苦闷之余，便想着解脱之计，觉得要走出大山，只有写作。先是写了个小说，在省文化馆办的《革命文艺》上发表，信心大增。又写了电影剧本《山里的秋天》，请同事刻蜡版，油印出来分寄北京和上海的电影厂。好久没有消息，忽然有一天，收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来信，说让我参加他们办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学习班，时间是1973年的10月1日到12月31日。
就这样，我到了北京，见到了马鞍山钢铁厂来的曹致佐先生，当时他还是个小伙子，白净、高大、英俊，也就30岁的样子。学习班二十几个人，安徽来得最多，感觉是两个创作组，一组是张锲等人的《白衣战士》，一组便是曹致佐等人的《青春似火》。那时候不兴一人独创，兴的是创作组，上面提到的两部电影，待到投拍时，都是三人署名。《白衣战士》拍成了没有，记不清了，《青春似火》是拍成了。写的是钢铁厂技术改革的事，显然初稿是曹致佐的本子，后来的署名是曹致佐、肖马、杨履方。肖马是诗人，他女儿就是后来写小说出了大名的严歌苓。杨履方早年是前线话剧团的编剧，有名的电影《布谷鸟又叫了》，就是他的编剧。
学习班办班的地方，在北影的招待所，是个两层楼，我们都住在二楼。学习期间，这儿还住着几位改剧本的作家，其中就有山西来的马烽和孙谦，他俩正在修改的剧本叫《山花》。同时住在招待所的还有著名作家李准。他来不是修改剧本，是北影文学部请来，商谈他的长篇小说《大河奔流》改编电影的事。我是个刚从学校出来两三年没见过世面的人，趁此机会拜访了这三个文化名人。还有两三个后来也成了名人，比如成了江西文联主席的杨佩瑾，成了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张锲，因为同在一起学习，也就没怎么当回事。
所谓的学习班，学业分三项，一是听名师讲课，一是看电影，再就是学员一起讨论交流。当时有一种电影叫“过路片”，就是外国新出的电影，向各国推销，路过北京，我们趁便也能看一下。记得看过原版的《巴顿》，站在一旁讲解的是个大胖子，人说他是真的英文翻译，电影《小兵张嘎》里饰演过那个“胖翻译”。应学员要求，厂里还安排过一次“电影劳动”，就是电影《杜鹃山》开拍前，要给假山上捆扎竹叶，前面的竹竿竹叶是真的，后面的竹叶全是塑料的，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一簇一簇的假竹叶捆扎在竹竿上。
曹致佐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讨论交流的时候。这个班上，安徽来的人多，名头高，派头也大。曹致佐不管别人说什么，都是慈眉善眼的，很是谦恭，也很是自负。我看了听了暗暗佩服，又找不下正当的理由，只好归之于他的剧本好，得到厂方的认可，有炫耀的资本，再就是，人长得英俊，又是上海人，产地好，品种也就好了。
学习期间，我的本子很快就被否了。北影文学部主任马德波先生见我还小有才气，怕我灰心，特意派了一辆吉普车，让一个名叫钮立山的助理导演陪着，去平谷县考察那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子。他不知道，对我来说，拍不拍已不是个事儿了，26岁就能来北京参加这样的学习班，接触名家，开阔眼界，才是最大的收获。
三个月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之后天各一方，这一暌违，就是整整50年。再联系上，是我俩都在一个叫“中外传荟”的群里。50年啊，旧友重逢，欢忭何如。不久他就寄来他的新作《周总理和北影》，没过多久，又寄来最新的新作《文艺名家往事》。前一本，我翻了翻，还不觉得什么，这一本看了，感觉就不同了。
最大的感觉是，下笔迅疾，铺排得开，为文造情，浓淡相宜。凡作家没有不为文造情的，正如画家，均有自己的笔墨。若画家等同摄影师，也就不叫画了。同理，若作家只会照猫画虎，也就难说是作品了。或许是天性的缘故吧，致佐先生现已82岁，写作此书中多数篇章时，当在80岁开外，而无论抒情状物，还是借题生发，都能感到笔端的细腻，用情的炽热，这或许是他到了这个年纪，还能佳作迭出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