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俑矩阵之骑兵俑太原市博物馆供图
俑，是古代人殉的替代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备受推崇，人殉逐渐被淘汰，随葬木俑流传开来。《孟子·梁惠王上》载：“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是历史上对俑最早的明确记载。秦汉时期，丧葬文化中“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盛行，秦始皇陵兵马俑享誉世界文明。可见，俑是古代随葬习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太原市博物馆内珍藏有一组“陶俑矩阵”，好似缩小版的兵马俑，是了解北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资料。
陶俑矩阵由娄睿墓、徐显秀墓、韩祖念墓、狄湛墓等北齐墓葬出土的陶俑组成，包含面目狰狞的镇墓武俑、手持武器的武士俑、作持物状的文吏俑、作握器状的女官俑以及女侍、女仆和仪仗俑等，仪仗俑又有步兵俑、骑兵俑、鼓乐俑。
陶俑服饰有纱笼冠、圆顶鲜卑风帽、三棱帽、左衽褶服、细袖交领上衣、大口裤、小口裤、笏头履、蹀躞带等，反映了当时人们开始习惯于穿着小袖服、上衣下裤、由跽坐变为高足凳椅、出门由坐牛车改为骑马等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人物俑的衣纹疏简，服薄遮体，服饰的纹理自然飘逸，整体线条平润光滑。陶俑矩阵中，动物俑神态的刻画也是细致入微，骑士俑身下的战马嘴微张开、身姿挺拔，似有出行、征战之势，局部璎珞、障泥刻画细腻。
陶俑不仅形态各异，职责也不尽相同。侍女俑蹲坐于地，手中拿着形似簸箕的东西，好像一直在劳动，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女吏俑是具有一定官职的侍女，头戴笼冠帽，袖口较为宽松；骑士俑前排战马身披铠甲，又称为“重骑兵”；位于“重骑兵”中间的陶俑头戴卷沿帽，身下战马脖子上带有花纹装饰，推测其为带兵出行打仗的将领；武士俑面相浑圆，下颚丰满，眉、口、鼻挤在面中部，鼻梁高耸，眼窝深陷，为典型的鲜卑人特征，腹部圆鼓，下肢短而纤细，比例略显失调，整体健壮敦厚；文吏俑头戴小冠，上身着双开襟长袖上衣，腰部束带，下身为宽大的裤子，一手臂自然垂于身旁，另一手臂轻拿扇子置于腹前，嘴角微微上扬，略带浅笑，气质谦逊温和，彰显出墓主人生前的尊贵地位。
陶俑矩阵中的俑多戴帽，是因为作为塞北游牧民族，鲜卑人生活在风沙、严寒侵扰的环境中，戴帽起到了保护头颈的重要作用。晋阳地区出土的北齐戴帽陶俑，多将避风防雪的耳扇翻起，垂裙的材质也显轻薄，可见其入主中原后，鲜卑风帽的装饰性已大于实用性。
秦朝俑偏写实，塑出庄严之感；汉代俑偏写意，塑出灵动之美；北齐陶俑更多贴近现实生活，带有浓厚生活气息。这组北齐陶俑矩阵的人物面貌、衣着服饰、形态动作，无不生动传神地折射出北齐时期的历史现实，向后人展现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北齐生活画卷。
北齐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汉人与鲜卑、拓跋、匈奴等少数民族有着深度交流，山西是交流融合的重要枢纽。北齐文宣帝高洋在诏书中提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朝所在，王命是基”，在太原出土的鲜卑贵族娄睿墓也很好地印证了这点。
晋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重要据点之一，也是太行山和燕山之间的咽喉要道。多种因素促使了晋阳重要战略地位的形成：晋阳不仅是四塞之地，城坚墙厚，它还扼守着南下中原的交通要道，无论是南下洛阳、西入关中，还是东出井陉，都十分便捷。而且，随着游牧民族的大量加入，晋阳不仅成了民族大熔炉，还是优良兵源的供应地，无论是北魏时的“并肆之兵”，还是北齐高祖高欢手下的“晋阳之甲”，在当时无不令人闻风丧胆。
娄睿，鲜卑人，高欢妻子娄太后侄子，封东安王。娄睿墓发掘于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西南一公里处，墓葬规模宏伟，出土陶俑众多，生动展现出娄睿生前的戎马生涯和显赫的官宦生活。
徐显秀，蔚州忠义郡(今河北省张北县)人，高欢的爱将。徐显秀所处的时代正值丝绸之路东西方通途之时，中国与西方贸易文化交流频繁，他在北齐曾担任泗州刺史一职，任职期间很好地维系了民族关系。北齐武成帝太宁年初，徐显秀率兵与西魏前线对峙，他的许多胡人朋友都自觉地加入了北齐大军。徐显秀墓葬中出土的形制各异的陶俑，也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物。
韩祖念墓、狄湛墓中出土的陶俑也是形神兼备、情趣盎然，表现出强烈的生活气息，都是太原地区出土的北齐墓葬的典型代表。
陶俑矩阵是时代文化的缩影。这些丰富多彩、华夷杂糅的陶俑，反映了这一时期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的激烈碰撞与不断融合，正因如此，北齐为后世隋唐注入了包容开放、海纳百川的文化因子。
通过这组精巧细致、形神丰富的陶俑形象，我们可以走进北朝时期的丧葬文化，同时更加了解该时期的晋阳古城。太原地区大量北齐墓葬的出土，充分说明晋阳是北齐时期的“支柱”，它是北方军事重地，是民族交流融合的枢纽，更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