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对于公共卫生的建设与完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从“求神问天”逐渐变为科学治理。那么，在历朝历代对于“健康”的追求过程中，中华民族究竟经历了什么？
送瘟神
中国有关瘟疫的最早记载，大约可以追溯到商代甲骨文时期。
《小屯殷虚文字乙编》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与天地沟通的巫师正在占卜，他所问有两件事，其一是这个瘟疫是否会蔓延开去？其二是商王是否感染瘟疫？可以想见当时的王城里应该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群感染事件，以至于商王都有了被感染的风险。
有史料统计，东汉桓帝时期，全国人口5000余万，至三国末年，全国因瘟疫死亡人口以千万计。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一场席卷全国的大瘟疫更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悲惨局面，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就是巡逻军营、照顾士兵时染上瘟疫而死的。东汉文学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有五人死在这场瘟疫中。东汉末期百余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之一。
此时，人们面对凶猛的疫情，只能归咎于上天的惩罚，巫术与神鬼之说是从天子到民间都认可的解释。“瘟神”“疫鬼”横行于世，当时最“科学”的战“疫”方式就是信奉除疫的神祇。
中医理论
在与瘟疫的对抗中，催生了中医的核心理论。东汉永兴二年(154)前后，蛰伏的瘟疫蓄势待发，河南南阳的张家娘子诞下一名男童，取名仲景。父亲张宗汉在朝为官，他本希冀儿子承袭自己的事业，却没想到他对医学情有独钟。10岁时，张仲景开始跟随同郡医生张伯祖学医。数十年后，张仲景汲取医学大成，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其中总结的辨证论治原则，确立了中国中医诊治的灵魂。
而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中国古代公共卫生治理初步成型。
国家介入
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中记录了这样一段秦代传染病的“隔离”制度：一名正在接受刑罚的犯人服刑还没有结束，却被发现得了麻风病，当地官员迅速将他转移到了一个叫“疠所”的地方隔离。这或许是出土文献中能见到的较早关于官方治理疫情的记载。
而正史中有关政府官方干预疫情的记录，则始于西汉。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京畿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疫病随之而来。汉平帝下诏：“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由政府安排专门的房子负责医治疫病患者，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关于公立临时疫病隔离医院的记载。
至南朝时期，有“六疾观”“别坊”等隔离机构。唐朝设有“病坊”，宋代设“安乐坊”，通常由中央政府视疫情分拨经费，由地方政府采购药物，招募僧人照料病患。
公共卫生起步
到了晚清，在和西方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开启了近代化的防疫历程，在防疫体系中，“公共卫生”的概念开始被接受和推广。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医学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此后在洋务运动中，特别是在北洋海军的建设中，西医学堂成为配套设施，这成为中国自主创办西医医院的肇始。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首个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卫生科设立，主管考核医学堂的设置、医生的考核，以及检疫计划、审定卫生保健章程等。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卫生科升级为卫生司，隶属民政部，掌核办理防疫卫生、检查医药、设置病院等事宜。
卫生科(司)的设立，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制度性卫生行政的起步，卫生行政上升为国家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