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共有105个大城市，包括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14个Ⅰ型大城市以及70个Ⅱ型大城市。超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05个大城市中，包括了4个县级市，分别是江苏昆山、浙江义乌、浙江慈溪和福建晋江，均为Ⅱ型大城市。(澎湃新闻10月17日)
作为理解一座城市最核心的指标之一，“人口规模”往往极具说服力。按照相关规定，根据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将城市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城市为超大城市，500万~1000万为特大城市，而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和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并称为大城市。由此而形成的城市评级谱系，对于系统化理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着重大意义。个体城市的兴衰流转，传递着满满的信息量。
以往相当长时间内，城市化构成了“城市发展史”的主线叙事脉络。在这一大的历史浪潮下，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留在城市，实现了“市民化”的身份转化。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城市都处于扩张区间，中小城市朝着“大城市”的目标阔步迈进。而近年来，这一趋势却发生了微妙变化。随着“新农村”蓬勃发展，原有大城市的“巨大引力”相应减弱，这深度重构了城市演进的模式路径。
新时期，城市人口增速趋缓，晋级“超大城市”难度攀升。置于此等大背景下，一些“强二线”城市卡位成功，尤显难得可贵。尽管我们说，城市并非越大越好，但是“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区位聚合优势，是客观存在的。在做大城市群，积极发挥中心城市极核作用的政策主旨下，必然仍会有一批城市持续“做大做强”，其对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基于“常住人口”的城市评级，关系到很多大项目的审批。其背后的本质逻辑，就是实现公共资源“随人走”，创造一切条件，实现个体价值与城市发展的相互兼容、互相成全。为此我们看到，最近一些年，大多数城市都降低了落户门槛，为了吸引人口流入大派福利，堪称诚意十足。可以预见的是，对于人口资源的竞争，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城市的分野。一些“人口净流出”的城市，不可避免进入收缩周期。
此番，4个县级市被明确为大城市，尤其引人关注。这又一次说明了，城市化发展路径的多元性与可能性。若能夯实产业基础，各美其美建立足够的比较优势，一座城市跃升、进化的机会窗口，始终是打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