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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

位卑未敢忘忧国——诵读刘大鹏抗战爱国诗歌

来源:太原新闻网 作者:王玉明 赵木兰 王星月 2017年07月07日 17:09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成为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前些日子,笔者在赴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学习后,有幸整理诵读了刘大鹏先生在抗战期间创作的诗歌,切身感受到他的诗歌不仅承载着抗战爱国、忧世忧民之情,也记录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

(王玉明提供)

  刘大鹏(1857——1942),字友凤,别号有梦醒子、卧虎山人、潜园居士等,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赤桥村人,晚清举人,一生勤于著述,有《晋祠志》《晋水志》《退想斋日记》等30多部著作。他不仅是著名的地方志专家,也是优秀的诗人,著有《卧虎山房诗集》《从心所欲斋妄咏》《琢玉间咏》等多部诗集,共写诗达2万多首。但可惜这些诗集均是手稿,且大部分已经遗失。难能可贵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刘先生的诗歌中就呈现出浓浓的爱国忧民情怀。笔者找到了5首先生创作于1932年8月至12月的诗作,现摘录如下:

日本寇热

关东三省陷于魔,近又逐兵寇热河。

政府旁观停剑戟,官员坐视止干戈。

绥中若破弥危急,承德如倾可奈何?

倘到津平摇动日,山西安望得和平。

         (1932年中元节前)

说明: 经刘大鹏先生珍藏,保存至今的1932年1月18日抗日救国传单。该传单为山西全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联合会长途宣传队发(王玉明提供)

关东义勇军纷起(二首)

关东三省陷,党国无人监。

政府任倭趋,官厅由贼阚。

群黎突火枪,百姓腾星剑。

义勇自成军,心同何佞谗。

军兴名义勇,奋力锄非种。

日寇既皆惊,倭奴何弗恐。

乡民悉附从,土著都来奉。

愧煞国民军,甲多披阙巩。

         (孟秋)

晋绥人民争援义勇军

义勇军今旗旆旆,晋绥成立后援会。

佥谋把剑舞青莅,共欲将刀横紫艾。

政府无人去出征,并垣有士能投盖。

关东兵将气堪增,振奋直将倭贼脍。

              (霜降节后)

壬申立冬节杂咏

秋令告行冬令至,仍存忧世忧民志。

恨无刀剑斩贪官,焉有干戈诛墨吏。

既困斯时处处商,难求此后蒸蒸治。

寒光初见冷初生,谁谓县官安厥位。

           (立冬日)

  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刘大鹏先生的诗很有些宋诗的特色,首先是“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宋·严羽《沧浪诗话》);再者是平淡美。平淡不是简单,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正所谓“平淡而山高水深”。对于“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尽管有不同看法,但在高大的唐诗面前,它的确是一条创新之路,正所谓“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理”。这种思理的特点,放在宋代特别是南宋国破家亡的历史环境中,放在宋代知识分子深沉的忧患意识里,就促进了宋代文学中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扬。刘先生所面临的国破家亡,他身上的忧患意识,比宋代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刘先生诗作中最能打动人的正是他那浓浓的爱国忧民之情。

取自于由太原市档案局(馆)编、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档案中的山西抗战》

  刘大鹏先生是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他身上浸润着心怀天下、关爱苍生的精神,几千年来,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源远流长,从未间断。屈原诗云:“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杜甫诗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陆游诗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同样,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三省,入侵热河省时,刘大鹏胸中的愤慨之情,便借诗喷涌而出。其诗云:“关东三省陷于魔,近又逐兵寇热河。”一个“魔”字凝聚了先生多少的憎恶和愤慨。他还在诗中称日本侵略者为“日寇”“倭奴”“非种”。“日寇”指强盗,侵略者;而称“倭奴”“非种”,则充满对敌人的仇恨和蔑视。

  刘先生不只是表达自己的愤慨,而且讴歌了民众奋起抗击日寇的爱国壮举,进而歌颂了晋绥人民对关东义勇军的支援。其诗云:“义勇军今旗旆旆,晋绥成立后援会。”他谈到“群黎”“百姓”,还明确提到“关东义勇军”,而正是民众的奋力抗击让敌人胆战心寒,正如他诗中所说:“日寇既皆惊,倭奴何弗恐。”他的这些诗句告诉我们,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他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民众身上。这也正说明,他懂得“民者,国之根”的道理。他对时局,对国家的前途有着清醒的认识。

  正因为有清醒的头脑,有家国天下情怀,刘先生强烈谴责了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其诗云:“政府旁观停剑戟,官员坐视止干戈。”“关东三省陷,党国无人监。政府任倭趋,官厅由贼阚。”“愧煞国民军,甲多披阙巩。”(“阙巩”指我国古代历史上阙巩国所产的铠甲)“政府无人去出征,并垣有士能投盖。”这些诗句写在1932年8月至12月期间,距日寇悍然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约一年左右。每一个中华儿女都知道“九一八”事变,也都知道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面对这一切,刘先生愤然而起,他尖锐犀利地写道:“政府旁观”“官员坐视”。不仅如此,他还分析了不抵抗政策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写道:“绥中若破弥危急,承德如倾可奈何?倘到津平摇动日,山西安望得和平。”是在告诉人们,如果采取不抵抗政策,那么“绥中”“承德”“津平”“山西”定将面临危急;更是在告诉人们,如果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华民族将面临国破家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刘先生做到了。

  第五首诗没有直接写抗日,但集中反映了他的忧国忧民之情。诗中写了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对商务停顿的担忧,对社会安定兴盛的期盼,而且明确写道“仍存忧世忧民志”。爱国与忧民是一脉相承的。“忧世忧民”正是他抗战爱国之情的根基,正是他儒学人格的体现。

  刘先生用诗歌写了他的感情,写了他个体生命的细节,这与宏大的历史叙述构成了互补互动,使我们对抗日战争有了更深刻更生动的认识。 1932年刘先生写这5首诗时已是75岁的老人,但他的胸中涌动的仍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豪情。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触摸和诵读他的诗歌,会感到他的血始终是热的。让我们记住这位未能看到抗战胜利那一天、虽已逝去,但仍然是热血的刘大鹏先生。

取自于由太原市档案局(馆)编、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档案中的山西抗战》

(责编:闻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