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是人的法定基本权力之一，即使身为平头百姓，倘若此权力被侵犯，亦可诉诸公堂，然而，若是已故名人呢？是否可以因斯人已去，其所有隐私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研究的“热门历史题材”，乃至是“玩味对象”？

　　中国台湾东海大学副教授、张爱玲研究专家周芬伶最近在内地推出了新书《张爱玲哀与伤——

　　关于“张爱玲光头”，周教授的研究可谓苦心孤诣、用功颇深：

　　晚年的张爱玲得了皮肤病，不得已之下，她把头发剃光了。“她那么爱漂亮，肯定不愿意顶着光头见人，所以就买了很多假发来戴”。

　　1994年张爱玲获得中国台湾《联合报》颁给她的终身成就奖，她给报社发来了生前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上她身着一件绿底白花的毛衣。“其实这张照片上，张爱玲头上戴的，就是一顶假发，那个时候她应该已经是光头了”。

　　“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却爬满了虱子。”这是张爱玲的经典名句，但是周芬伶却告诉记者，通过她的研究发现，晚年的张爱玲患上了一种“恐虱症”的心理疾病，每当她情绪焦虑的时候就总感觉房间里有虱子，再加上她有皮肤病，让她生理、心理上都饱受折磨。(9月28日，华西都市报)

　　身后隐私遭遇学者研究式曝光，张爱玲不是第一人，但就“惨重级别”上论，抖落出这么一个“皮肤病光头说”，不可不谓“伊人死不瞑目”吧？

　　若就性质而论，这类事情或许为我们屡见不鲜了，光明正大地拿名人的隐私说事，哪怕是莫须有的隐私，似乎是时下通行的规则，一则，可以“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赚取学术声望，二则，可以满足时人“窥私癖”，为其找到合法的渠道，且因所窥者曾为名人而快感十足，“隐私贩子”自然就可获取声名的同时，也财源滚滚。

　　于是乎，以近现代为“主战场”，以“风花雪月”为指向标，某某名人的风流事，某某名人的风月史，某某名人与某某名人百般的感情纠葛，甚至是遥不可及的历代帝王的宫闱床榻，都一一惟妙惟肖地呈现，从传统的文字传媒，到时下光影技术的影视传媒，极尽渲染之能事，大有汪精卫“宁可枉杀千人，决不使一人漏网”的气魄。

　　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真的是出于“研究需要”吗？俄著名传记家古留加为大哲康德作传记时说过，“一个作家或哲学家，他们的传记生前已自我写就，即他们的作品，除了这些再无传记可言。”

　　如此，为什么我们的“学术研究”在作家唯一合法传记材料的“作品”方面毫无建树可言，观点陈陈相因，抄袭剽窃成风，反而在抖搂故人的隐私极尽能事呢？与其说，这算“学术研究新发现”，不如说，这“学术研究新发现”使我们发现了自己多么的可笑，乃至是卑劣的。

　　已故名人的隐私谁来保护？笔者以为，在法律不及的地方，道德律就该行使自己的职能，专家学者不妨多点道德自律，做个名副其实的正派学者，而非“隐私贩子”，读者观众也不妨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勉，少点“窥私欲望”，以防成为后人理所当然的“窥私对象”，除了这“人为自身立法的自律”，还能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