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围绕刘心武展开的红学论战，至今似乎已尘埃落定、无人提及。《凤凰周刊》自上期刊登两篇评论文章后，本期又采访了8位海内外红学专家，请他们各自畅谈红学研究的历程、收获和心得，力求让读者全面获悉海内外红学研究的过去和现状。

　　独行侠的气质使他不惮与红学主流为敌，甘愿为红学界的无冕之王。

　　周汝昌红学令我沉重悲痛

　　88岁的周汝昌紧挨着记者，说起他苦研了五六十年的红学，语气时而悲愤、时而沉重、时而欣慰。

　　有专家认为，在红学史上，周汝昌先生是一位最具争议的学者，一个箭垛式的人物。独行侠的气质使他不惮与红学主流为敌，甘愿为红学界的无冕之王。他是如此之痛恨红学主流……非主流的无冕之王角色又使他热衷于发动群众战争，他更愿意鼓动文化下层的莽夫去冲击红学主流。

　　在此前接受一次采访时，周汝昌说过：“红学界的人事，种种复杂关系太费神，我是一个老书生，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我没有那种能力处理红学界中的利害关系，我何必在那方面费精力呢！再者，所谓红学界的某些人和某些事让人起不了敬意，一般人有微词，我混在里面，什么事都扣在我头上，让我受不了。”

　　周汝昌对《凤凰周刊》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不愿意别人称我为红学家，就是因为我尽管研究了五六十年，我懂的仍然很浅薄，所以我不敢当红学家这个名字。”

　　“我是一个村童，天津郊区的一个孩子。9岁才入学，当时是军阀混乱、无法想象的时代。平生上学的经历简直复杂万分、坎坷万分，没有很好安安定定读书。本科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我当时的英文造诣很高，受到全系外籍教师的高度评价，当时是下大功夫要翻译我们中华文化的经典。我能够有多少余力时间真正去研究红学？我的红学也是半路出家的。因为认识了胡适先生，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也很重视我，慢慢我反而把西学降到了次要地位。既然这样，我估量自己学术的水平和造诣，怎么是够得上真正研究红学的人呢？差得太远了。推及别人，我们这些人的水平可能都是大成问题的。”

　　“这一方面是历史造成的，也有一些研究者主观不努力，看红学一度热门了、吃香了，也想借红学的门路追逐自己的名和利。这加深加重了红学这个领域令我十分沉重的巨大悲哀。这个历史应该很快过去，我期待恐怕用不了太多年，红学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局面。”

　　周汝昌说，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院长教师都很器重我，希望我留在研究院做学术。这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红楼梦》得到了重视，但是不久批俞（俞平伯）批胡（胡适）运动兴起，都是由于《红楼梦》巨大主题而发生的新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重大事件。然后一步一步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红楼梦高潮。

　　早在1954年，由于一次意外，周汝昌的两只耳朵早早便聋了。“后来由于为红学做的工作看的书太劳累了，1974年我的双眼都要失明。当时我陷于困境，妻子得了癌症，子女下乡，家庭分散。周总理关怀我，嘱咐单位为我安排好医院。这时我正在修订《红楼梦新证》，女儿一句一句读给我听，完成了修订回医院治好了一个眼睛（但也只有0.01的视力，另一只眼睛则完全瞎了）。从那时到现在，我写了不说一千万也有几百万字的书，就凭这半只眼。这是我治红学的一种精神状态，不害怕我变成一个瞎子而停止。” 医生3次开证明说周汝昌不能在出版社工作了，于是有人介绍他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我到了这里，简单说，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没有人看待我是一个人才，发挥我的作用。恰恰相反，一切都是压抑我排挤我。所以为什么我不愿意跟红学界有什么联系，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联系。什么人家也不告诉我:红楼梦学会改选会长、副会长会议上给我戴上一个所谓‘顾问’的头衔，也没人通知，甚至连我退休，单位领导人说是为了让某一已退休人心态平和下来，要摆摆平，才私自为我办理的，何况学术上的事。”

　　“（你可以想象）我在所谓红学界的处境是怎样的。做一点学问是多么地左瞻右顾，先看后虑，不知道会不会得罪谁。我以为非学术的东西不能掺入学术的领域，应该把学作为最主要的重点。我就批评有些人，他没有学或者不重学，他的目的也不在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