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的现代乡土文学已经出现过三次创作高潮。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初叶的二三十年代，其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是鲁迅。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中叶的四五十年代，其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是赵树理。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下叶的七八十年代，其杰出代表是高晓声。

　　现代乡土文学的三次创作高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每一次创作高潮既传承了中国文学勇于探索的精神文脉，又紧随时代飞速前进的步伐，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呈现独特的思想艺术特色。而且，这种既继承又创新、既坚持又发展的关系，总是集中地体现在每次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身上及其作品之中。

　　作为现代乡土文学第一次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鲁迅面对反革命的文化“围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作为现代乡土文学第二次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赵树理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的优良传统，面对极“左”思潮，敢于讲真话，而不说违心话。早在1943年，由于彭德怀同志为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题词：“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作品还不多见”，才使这部划时代的作品得以面世；16年后，彭总因他的“万言书”敢讲真话而遭到批判。就在彭总从庐山受批判回到北京家中的第二天，即1959年8月20日，赵树理也写就并向中央领导寄上了他的与彭总类似的“万言书”。其后在中国作协“反右倾”运动中同样遭到不公正的批判。看来，这两份“万言书”不完全是巧合，而有其历史的必然。之后，赵树理并没有退缩，而是坚持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不动摇，顶风写下了《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等名篇佳作。即使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的日子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毫无怨悔，并“相信社会自有公论”。他说：“我是人民的儿子”，“党和人民总有一天会理解我的”。他还像鲁迅先生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那样，告诫他的儿子：“一辈子不应该忘记农村！”

　　值得一提的是，赵树理曾经直接受到过鲁迅的影响。早先，赵树理对文学大众化问题的认识有些模糊。他也有摹古的癖好，他也有欧化的倾向。但当他读了1930年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倡导：“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之后，便积极赞同和接受了鲁迅的主张，并在创作中进行大众化的尝试，自觉地克服了对欧化句法的偏爱，并努力运用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从现实中采撷来的生动语言进行小说创作。

　　1933年6月，鲁迅根据当时比较险恶的社会环境和人民大众急需雪中送炭的现实，曾在给山西太原“榴花社”的一群进步文学青年的信中循循善诱地指出：“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拓时代，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察看环境和时候的。别处不明情况，或者要评为灰色也难说，但可以置之不理，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鲁迅除告诫进步文学青年要注意斗争策略之外，主要提出了如何大众化的问题。当时，赵树理虽不是太原“榴花社”的成员，但当他读了鲁迅的信之后，更加坚定了走文学大众化道路的决心。他坚决站在鲁迅一边，与各种奇谈怪论展开激烈的交锋。他在《欧化与大众语》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大众化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个语言和风格的问题，而是与作家的生活、感情和世界观、文艺观紧密相连的。所以，作家如果不深入大众的生活，不了解大众的感情，那就无论如何终究无法实现大众化的。“只要你能实地参加在大众的生活里，体验了大众的心情和体态，用大众的语言，是可以产生大众的作品的。”赵树理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文艺大众化的要害和本质。他把文艺大众化与文艺人民性融为一体来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所以就必然要触及到文艺的属性和作家的立场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这也为他成为现代乡土文学第二次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根底和理论基础。

　　高晓声是现代乡土文学第三次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他一生坎坷，半世颠簸。自小就读着鲁迅，做着美丽的作家梦。长大后，则是在赵树理等乡土作家作品的直接影响下，开始创作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的。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高晓声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那郁积心头多年的情感就像冲出闸门的洪水一样喷涌出来。这便有了跻身新时期全国最早一批获奖小说的《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不仅作品陆续被介绍到国外，而且应邀到美国讲学。高晓声也因此成为现代乡土文学第三次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不少论家赞许他是继鲁迅、赵树理之后又一位描写当代农民的行家里手。

　　综上所述，从鲁迅到赵树理，再到高晓声，这三位现代乡土文学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都是扎根乡土，心怀人民，经历过生活底层的磨练，深知劳动大众的疾苦。无论做人，还是作文，他们都发扬了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他们都用传世佳作证明自己与现代乡土文学的主人公——农民群众真正同呼吸，共命运。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是一脉相承的。

　　与此同时，由于这三位现代乡土文学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所处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所描写的对象是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农民群众，他们所塑造的农民群众的形象是相互区别且不可替代的。

　　赵树理所处的时代进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迅猛发展并取得最后胜利，接着又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渡的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从而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广大觉醒了的农民群众在斗争中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赵树理发表的乡土小说《小二黑结婚》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正是两个觉醒了的进步青年农民的形象。他们为了恋爱自由，勇敢地与旧风俗、旧习惯和恶势力进行抗争。这篇小说不仅成为赵树理的成名作，也成为现代乡土文学第二次创作高潮到来的代表作。后来赵树理还发表了《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等优秀乡土小说，新中国成立后，又发表了《登记》、《三里湾》、《灵泉洞》、《套不住的手》、《“锻炼锻炼”》等乡土小说。这些作品都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觉醒了的农民群众的形象。赵树理跟这些农民形象之间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真正做到“爱其所爱，恨其所恨”，成为他们忠实的代言人。

　　当然，赵树理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像“二诸葛”、“三仙姑”、“小腿疼”、“翻得高”等不少中间人物或者叫做转变人物的形象。他们的身上往往有旧社会留下的烙印，存在着各种反映旧思想、旧观念的缺点。但是，他们首先都是那些觉醒农民形象的陪衬人物，而且，他们身上所存在的缺点，都是可以克服和正在克服的缺点。这是当时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赵树理并没有挖苦他们，嘲笑他们，而是通过善意的讽刺，耐心地指出他们的缺点并帮助他们改正。所以，这些人物形象都真实可信，同样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

　　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爱其所爱，恨其所恨”，再到“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这种作家与其小说人物形象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正是从鲁迅到赵树理，再到高晓声这现代乡土文学三次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而赵树理所代表和领军的那一次现代乡土文学的创作高潮，在整个现代乡土文学的三次创作高潮中无疑是起到了一种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今天，我们深入地探讨和研究这种特殊作用，进一步增进我们对这位“人民作家”的理解，并更好地学习他，发扬他的精神，也许不失为是对赵树理100周年诞辰的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