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温州人张忠青再三考虑后，向家人提出了酝酿已久的计划：把家迁到上海，并把儿女的户口也办到上海。尽管张忠青之前在上海早就拥有数套住宅，但他没想过迁移，让张忠青下决心迁居因素很多。他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孩子看来是块读书的料，让他在大城市受教育应该比较好，另外，如果能把他办成上海人的话，孩子高考有不少优势，上海的重点分数线比浙江要低几十分甚至更多。”

　　张忠青迁居上海的另一层背景是，他在老家与朋友合办的皮鞋厂，因为规模太小、利税也不多，很难得到地方政府扶持，所以，几次申请工业用地都没有下文。他觉得在温州的事业已做到了顶点，按照他的话说，就是“很难有更进一步发展了”。

　　迄今为止，无论专家学者、媒体舆论，对“外来人员”的概念更多停留在农民工身上，而对于人数庞大且掌握着巨大财富的移居富裕阶层，则关注甚少。

　　迁徙的富裕人群绝大多数属于新社会阶层。他们为何衣锦离乡？为什么离开养育他们、甚至让他们掘到第一桶金的故土？他们的迁移，对地方政经格局，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屠昌忠：不得不走的温州富豪

　　柳市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以电器工业闻名于世，每年创造了数以百亿计的产值，数十万人赖以谋生。但翻开柳市电器工业发展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有大批的乐清人，连家带口，和企业一起搬到了上海。

　　一开投资集团董事长屠昌忠是其中一位代表，尽管屠昌忠的企业，无论在乐清还是上海，都不是工业电器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但他却一直是新闻焦点人物。作为温州商人中知名的慈善家，他曾向社会捐助过上千万元，他所在的一开集团，也是国内首个开设慈善部的民营企业。到了2006年前后，他则以团购私人飞机而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在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他坦言“人生和企业的转折点都是在走出柳市，迁移到上海之后。”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创业历程，屠昌忠颇为感慨。

　　柳市生产工业电器始于1969年，到了1979年，当时的柳市通用电器厂产值就超过亿元，在当时连温州市区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也难以达到这个数字。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柳市的电器产业得到飞速发展，但“小、乱、差”的局面开始形成，由于恶性竞争而导致的偷工减料现象开始出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柳市电器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当时的公开报道披露说，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部关闭，1544家家庭生产工业户全部歇业，359个旧货电器经营执照全被吊销。公安部门立案17起、涉及18人，检察院立案26起、涉及34人，工商部门立案144起。当时产值就达10亿元的柳市电器产业几乎一夜之间陷于瘫痪。

　　尽管治理整顿5个月就结束了，但这次行动导致的全国对柳市的“信任危机”，却难以消除。

　　要想获得先进技术关键是人才，于是屠昌忠想到了找工程师到柳市，“但大城市的工程师没有一个人愿意到小地方工作，哪怕工资高一点他也不干。”屠昌忠说。

　　于是，屠昌忠决心找科研单位合作，但就是在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屠昌忠的自尊心一再受到伤害。“我一说自己是温州人，来自柳市，那些国营大厂和科研院所的领导们马上转变态度，坚决不和我们合作。”屠昌忠为了寻求技术支持，曾到过武汉、上海、成都、广州等许多大城市，但都遭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