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人民网、红网、天涯等出现了一个《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的帖子，并同时在全国各大论坛走红，由此引发全国网民的争议，成为网路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在黄守愚看来，中国是猪的传人，中国人继承了野猪的聪明、智慧、刚烈、勇猛等的文化精神。而反对者“龙的传人”们却是一片谩骂声不绝。纵观全国各大网站，先后出炉了上百篇争鸣辩论的文章。尤其是一位叫"亦忱"的网络作家，他受“猪的传人”这一文化观念的启发，联系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连续发表多篇评论文章，并被广为传播到海内外的各大中文网站，因此在网络世界受到“龙的传人”的围攻，于是，他便在中国大陆第一个撰文声称《我很高兴以猪的传人扬名世界》！

　　7月18日，挑起“猪龙文化之争”的黄守愚在答在新快报记者徐碧姗提问时说：“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还历史本来的真实面目，激励国人奋发图强，而不是自恋、意淫，把自己比喻成'龙'来麻痹自己。我希望中国人有野猪一样的血性……”（载7月18日《新快报》）黄守愚在答记者问中还一再强调，他之所以把学术研究的视角定位于作为远古图腾的猪，其目的就是要重新审视和认识当代中国人的国民性。

　　根据以上的介绍，在笔者看来，关于“猪龙文化之争”的核心价值，归结于一点，就是应该尽快阐释远古发生在华夏民族中的猪图腾崇拜在中国文化流变中的意义，并据此反思过去，重新建构21世纪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为此，笔者虽然不才，才不怕丢丑，略写小文，抛砖引玉，以求获得社会各界的批评和反馈。

　　首先，要破除"迷信"。在黄守愚答记者问中，通过他对古代猪文化的梳理，我们打破了现代人心目中的顽固、狂妄的意淫，破除了猪是"好吃"、"懒惰"、"愚蠢"、"无知"、"肮脏"、"浑蛋"的代名词的"迷信"。因为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家猪、野猪都是一种"灵物"，受到社会的普遍崇拜。翻阅《二十五史》，取名字叫猪的屡见不鲜，如《史记》记有叫"陈豨"的人，而汉武帝，原名叫"刘彘"，也就是叫"刘猪"，《晋书》记有叫"陈猪"的人，还记有叫"孔豚"的人，《陈书》记有叫"傅野猪"的人，《魏书》记有叫"薛野猪"的人，《南齐书》记有叫"张猪儿"的人，《旧唐书》有叫"李猪儿"的人，《金史》记有叫"完颜猪儿"的人，还记有叫"寕猪狗"的人。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古代人看来，猪是聪明、智慧、威仪、刚烈、勇猛、繁殖力强的象征。所以古代人对猪非常崇拜。西汉末年的王莽还把他的精锐部队取名"猪突豨勇"，意思是野猪勇猛、精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人把战舰命名为"野猪"，以表示勇猛和必胜，《南史·王琳》上说："琳将张平宅乘一舰，每将战胜，舰则有声如野猪，故琳战舰以千数，以野猪为名。"甚至于还把人比喻成猪，力气很大，如《北史·卢曹传》说："（卢）曹身长九尺，鬓面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树。"而这些，是现代人"数典忘祖"的典型表现。

　　中国人把凶猛、聪明的野猪驯化为"愚蠢"、"懒惰"的家猪，这是一个漫长的"愚化"的驯化史历程。通过黄守愚的答记者问，我们开始知道要改变思维习惯了，不再鄙视"猪"，也不再把猪看成是"好吃"、"懒惰"、"愚蠢"、"无知"、"肮脏"、"浑蛋"的代名词了。最近，有人要把十二生肖中的"猪"等动物"下岗"，就是根本不懂历史的结果，不知道古代人非常崇拜猪。从中国人对猪的鄙视态度是错误的，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要勇于破除"迷信"，要有屈原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

　　其次，要冲决民族自卑情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遭外国列强侵略，民族自信心几尽丧绝。网络作家"亦忱"在他的《龙猪文化传承之争：中国人是龙还是猪的传人？》一文中说，“如果非要拿一种动物来类比中国的传统文化，看来也只有猪而且是家猪才能够类比的。根据我读历史的体会，我认为自从满清贵族靠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这样的血腥杀戮行动统治了1.2亿汉族人，并强制汉族人蓄起亡国奴标识脑后的长辫之日起，中国人从此与猪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其区别只不过是中国人比猪会说人话，中国人的尾巴是留在脑后而猪的尾巴是长在屁股上而已”。

　　在"亦忱"看来，“满清时代的中国人被西方人叫做猪仔其实是最精准的评价：汉族人像猪一样在八旗军队的宰割、镇压和统治下，虽然被禁止与满族人通婚，却由当初的1.2亿人口繁衍到清王朝垮台时的4亿人口，其繁衍的速度我想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猪都相形见绌的。中国一些当代的主流历史学家把这说成是满清的成就，我看就凭这一点，授予中国人是猪的传人光荣称号半点也不冤枉。因为这种历史观除了用猪的眼光看是成就外，用人的眼光看那叫奇耻大辱：1840-1842年，英国的几千士兵为了取得自己的国民在满清的疆域内贩毒的自由权，能在近4亿人口的大清帝国如入无人之境，从中国的内河长江能长驱直入兵临南京城下，并迫使满清王朝签订城下之盟《南京条约》；1856年-1860年，英法联军为了进一步扩大贩毒的自由再次与清军交战，最多时也不不过区区1.7万士兵，居然可以攻克满清的都城北京并一把火烧掉了咸丰皇帝的号称万国之园的私家花园圆明园；那个俄国沙皇的几个走卒，居然凭借在满清与众列强的纠纷中调停有功，不用放一枪一炮，就可以把满族的发祥地割去100多万平方公里；1937年12月，不到10万日军可以轻易攻占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并狂杀30万守军和平民，其一个班的士兵居然能屠杀一个团的中国被俘军人。所有这一切，除了用人进了猪圈才能做到来作比外，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形象和贴切的比喻!”

　　而最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却流行一种要和世界"接轨"的洋奴主义，使得中国人只能跟在西方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不但对现代文明的发展毫无原创性的贡献，反而日益"夜郎"化。这真是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的绝大的讽刺！事实上，林莽中的民谣"一猪二熊三老虎"，野猪最凶猛，连狗熊老虎也不是它的对手；不少地方还有一句俗话，"打老虎只要有胆，打野猪要带一块板"，板是指棺材，打老虎只要有胆量，但是打野猪可能使猎人反而被野猪咬死或被野猪的獠牙刺死。野猪是现实的，不受森林里其他动物的制约，横冲直撞，连老虎之类的也畏惧三分。中华民族独立于当今世界，就需要这种野猪的文化精神，中国人绝对不能多洋奴，迷信外国，盲从"接轨"，应该冲决民族自卑情结，恢复民族自信心，坚持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以保障在全球化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再次，中国人应该有野猪一样的傲慢精神。黄守愚答记者问时说，人人要有"野蛮的傲慢"！刘逸凡说，在猎狩时代，野猪是人们重要的肉食来源。进入农耕文明之后，人类开始驯化野猪。很多人都知道，野猪与家猪在物种上是同源的。这一点，从外形上的相似性就可以看出。而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家猪确实是由野猪驯化而来的。在自然选择作用下，野猪经过长时间的生存竞争，它的形体、习性已都野生生活环境相适应。野猪嗅觉非常灵敏，又很聪明，能吞食毒蛇，性情暴躁，凶猛膘壮，跑起来十分快，连老虎、豹子等猛兽也敬畏野猪三分。猎人常常因捕杀野猪引起其反扑，屡屡发生咬死咬伤人的惨剧。可是现代家猪恰恰相反，家猪在人类的圈养下，通过杂交，阉割、选种选配和改善饲养管理条件等，使得野猪的特征基本在家猪身上找不到了。可以这么说，人类的驯化作用使得家猪变成了与野猪完全不同的一种动物。

　　反过来说，野猪没有受到家猪一样的驯化，十足的野性，它不受其他动物的规划和安排，所以完全能适应原始森林的自在生活。相反，家猪就不可能，家猪自身能力极为差，是任其他动物宰杀的动物，一旦踏进原始森林一步，很可能就马上成为某种凶猛动物的美味。

　　在刘逸凡看来，野生物种的繁殖力都非常强，正如稻田中的稗草，不但铲除不尽，而且还疯狂地掠夺驯化水稻的营养。因此，野生的物种天生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在湖南的袁隆平院士看来，驯化过度的水稻没有什么生长优势，不得不靠和野生水稻杂交来提高驯化水稻的各种性能。

　　而社会制度正像一个不断涨落的池塘，不断冲刷和淤积等，最终使得池塘崩溃。因此社会的制度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不断召唤野猪的野性精神，激活社会的新鲜活力。这一点，恰似东汉末年，政治腐败，体制崩溃，社会失序，民不聊生，动乱不断，盗贼蜂起。是什么原因使得东汉王朝体制失去鲜活的生机呢？说到底，是制度创新滞后，跟不上时代形势，即汉代察举制度已经失去了更新体制的能力，沦丧为既得利益集团把持社会的工具。

　　人类的文化也一样。文化对人的"驯化"过度，则是奴性、堕性尾大不掉，成为文明的病态，也就是《太平经》里所说的"承负"，一种负担和阻力。比如说，人类社会越"文明"，人的心理越脆弱。这就需要召唤野猪的野性精神。对于后现代社会的文明病，黄守愚答记者问所说的"要有野猪的傲慢"，则不失为一副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