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放］据本报昨日报道，国务院山西左云煤矿透水事故调查组于5月27日成立，同日，中共大同市委召开常委会，决定免去左云县县长张明生的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免去左云县分管煤炭的副县长施录的县委委员职务，接受调查。在此之前，5月24日，左云县张家场乡党委书记、乡长分别被停职。

　　随着事

　　依照今年元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于领导干部存在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左云矿难完全符合这一条件，可为何县乡领导没有一个为此主动引咎辞职，反倒是和违法矿主沆瀣一气，刻意隐瞒事故真相，“逼”着调查组和上级组织“摘冠夺帽”？

　　究其根源，引咎辞职本属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是官员在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后，基于为官的伦理和对公众的道义责任做出的一种姿态，它是在法律责任之外的道德自觉。而在我们这里，在一些官员的为官伦理中，更多的是把负责的重心转向对其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上级机关。这样，即便是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前提下，为官者也习惯性遗忘了对公众道义上的责任，而更多是在想方设法如何“欺上瞒下”，从而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在“对下负责”缺失的环境中，地方官员一方面“自己成为自己的法官”，敢对公众倨傲不恭，打压封口；另一方面，对上级甚至中央政府可以“报喜不报忧”。这样，在事故发生后，不要说是道义上的引咎辞职之责，即便是最为基本的法律职责，都会被掩盖、被粉饰为“天下太平”。由此可见，对谁负责的转变已然成为一种必要，而不单单是流于口头。因为这不仅仅是上下信息顺畅之前提，更是迫使为官者“一心为民”的紧箍咒。否则，引咎辞职不仅不会成为失职官员的自觉，而会导致更为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