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术同盟》论坛上见到王林的文章《 谁来批评许江》，王林此文，对众所赞褒的许江学术场氛提出质疑，并通过对许江《视觉那城》、《一米的守望》两本书的评论，引出了中国美术界、文化界一些深层问题。应该说王林的批评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时感到王林用学术词藻和褒斥平衡把批评的核心问题、真实意义弄得模棱

　　以至吴鸿跟帖指出：“王林斯文除了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外，其‘捧’还是要多于‘批’，只不过比起那些不要脸的、直白的吹捧要高明一些。”

　　来看看王林话语形态的暖昧所在：

　　王林文章首先并列了《美术报》对许江的赞评，头衔与评论放在一起的众捧现象，和“好在许江与邹忌一样，头脑是清醒的，”并坚持人文学者立场的定性描述。接着展开对许江《视觉那城》的评述，认为“因其具体而深入，乃是艺术家写作中不可多得的文字…要说思想并非深刻，要说感受的确是细致入微。”。并引用长达三百字的许江散文字句为佐。在说尽溢美之辞后，才进入到“历史和权力的追向”，说到“许江以国家为本对城市的解读之不能使人信服”的原因。但王林对其原因的“追问”，也止于某种西方知识系统如列斐伏尔“第三空间”说的原则界定，并末针对许江的话语发生而进行深入的分析批评。

　　接着，王林在称赞许江“写得精辟”的一段话“但在北京带着一种近官的痞味，在上海则带上一份近商的‘娇’气”之后，又才指出“但囿于国家意识形态，许江不可能真正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的‘第三空间’”，这话明显是指许江的体制身份和意识定向。

　　在《视觉那城》中，许江对北京法国文化年晚会时某老外骑摩托车穿过天安门的行为发出民族主义的义愤，认为剌痛了“生命中的某种神性”。王林为了“以免陷入爱国与否的纠葛”，以《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成人化儿歌和宋冬《哈冰》来比较，倒底是为神性而感动还是为反神性而感动。王林文章的批评所指，此时才转弯抹角地、半遮面地表达出来。这种欲言又止，临渊却步的话语方式与耸人听闻的标题实在有悖。

　　细究王林文章标题，除了耸人听闻的发效目的外，还有模糊批评者身份，虚化文责主体的潜动机。由兹使我不得不透过王林式批评话语，来说说当下美术批评界的立场缺位、话语暧昧和心理投机。

　　什么是“批判”、什么是“批评”

　　这个问题之所老生常谈，实在因为美术界随时淡忘常识。如果不作界定提示，则随时可被搅和进恩怨是非。对于合格的批评家、理论家而言，“批判”是对精神现象的清理、对艺术问题的疏导、对人生关联的解读、对语言糸统的分析。这种批判是康德式的批判，而非“文革”式的批判。“文革”式批判出于政治目的、斗争哲学的口诛笔伐，是要把人整倒，把事情拿翻的话语武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文革”式批判至今潜移默他，遗传于中国文化人之中，以及受众的通常理解之中。自然也遗传于美术批评界。成为美术江湖的明枪暗剑。造成受众对美术批评的误读。

　　康德式批判，其批判对象只是精神清理、人文解读的载体，往往超越批评对象的个体性而上升到事物的普遍性。并无褒贬好误的现实指谓。

　　“批评”的概念，则是在康德式批判即精神观照前提下，针对具体作品作者，进行其思想轨迹、形式话语的解读。严肃的美术批评依据精神观照和理性导引。这种批评对于作品是镜鉴，对于作者是醒药。世俗的批评概念则是对过失的责问、对异已的清算。行政式的批评在中国具有特殊的含义，尤其是经过文革，“批评和自我批评”实际是政治运动的代名词。令国人心有余悸，普遍持有对“批评”一词的敏感和忌讳。由兹，王林此文的标题之所“耸人听闻”，也在于巧借了受众对批评的普遍文革式理解，对行政式批评的敏感忌讳，尤其是针对许江这一关涉体制权力象征性的批评对象。

　　体制文化与权力话语

　　王林此文并未从许江话语的发生学机制去深入探究其社会学、文化学意义，而止于抽象界说和比较提示。其实王林没说透的批评目标，是由许江“行政头衔与学术身份混同”现象引出的相关潜话语。

　　在中国的文化场景中，由于体制惯性、社会通习，许江的身份规定性必然超越许江艺术本身而成为其艺术的潜话语和附加值。这未必是许江的本意。乃是社会现实和社会观念的规定。从某种角度说并不由许江负责。这种身份混同，是所有担任大学校长、行政领导的学术专家们的共同现实命运。在中国的现实中，要求行政头衔与学术身份截然分开，几乎不是一个技术性手段所能解决的问题。由之，在艺术社会学意义上，许江们的行政头衔与学术身份的混同，乃成为某种特殊文化的表征，即体制文化和权力话语。

　　在计划经济和一统社会，体制文化和权力话语仅仅关涉肉身制约和精神恐惧。而在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体制文化、权力话语则可转换为现实利益和话语权力。体制化与权力方式是人类社会尤其是当下中国的症结性现实。也是艺术多元化的构成方面。在今日中国，体制文化和权力话语正在走向江湖化，体制内外的艺术势力正在握手言欢，利益交换，资源共享。

　　在中国文化迅猛的市场化现实中，体制文化、权力活语之能固若金汤、余威犹存。乃是因为整体社会意识、文化界、思想界没有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任务，即通过思想启蒙、制度选择达到人的自由和社会契约间的相互保障。也使本属于个人的精神追寻、思想自由往往依附于共性体制和现实利益，这也正是中国思想界、文化人的深层悲剧所在。

　　体制文化、权力话语生存于政治文明推进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延续几千年的官本位观念仍佐佑着中国的普遍事物和民众心理。中国的大学校长产生，跟官员制度一样，无一例外都非依据学术与冶校水平而经民主选举、公开招聘。乃由自政治选择与体制内调配而产生。因之在面对大学精神、思想自由、学术公器之时，则便缺乏基本的说服力与权威性。这也是中国大学陷入行政化弊端，而难以步入真正的科学民主管理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也给一些担任大学行政领导的学术人材制造了双重身份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