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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失去经济地位更为可怕的是对城市自身定位的迷惑与摇摆。五年前，一位在天津任职多年现已离休的国企领导曾经反问记者：“你能不能告诉我，现在的天津究竟是干什么的？”时年72岁的他，曾经是天津一家大型纺织厂的厂长，而当时，这家大型纺织厂早已破产重组。
这位老厂长的迷惑恰恰也是天津的迷惑所
在，而且这样的迷惑一直持续了20多年。产业结构、国企改革甚至是与北京的微妙关系，都曾令天津的城市发展思路摇摆不定。这直接导致了天津“九五”计划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未能完成——城市发展路径的反复摇摆，令天津始终游离于中国前两轮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外。
“我是谁”的困惑一直持续到2003年才有改观。当年，拥有浓厚金融业背景的戴相龙调任天津担任市长。戴相龙上任后一是立刻启动天津城市改造工程，建设“海河经济带”；二是着手筹办渤海银行和东北亚银行，试图恢复天津金融业传统强势地位的思路已经十分明显。
在当代经济领域，得金融者得天下。但当时的天津也只能将北方经济中心当做自己暗地努力的目标，而滨海新区经济逐渐体现出的活力，也正在为天津的这一目标增加筹码。直到温家宝、胡锦涛相继视察滨海新区，这个自费发展多年的经济区，终于被国务院定位“综合改革实现区”。其实，从那一刻，天津未来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已经渐趋明朗。
随后，渤海银行、滨海国际机场、中石化百万吨级乙烯项目在天津相继上马。在3月召开的两会上，滨海新区被升级为国家战略，而随后被批准的《天津市城市发展规划》中，国务院终于明确了天津建设北方经济中心的城市定位。
现在，美国派拉蒙已经与天津十分接近，甚至已经选址滨海新区，同时，它还将是未来欧洲空客在中国设场的主要候选之一。国际级企业目光的驻足，足以让天津更为明确的认识到自己未来的发展路径和比较优势所在。
20年的迷惑之后，天津终于知道了“我是谁”，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20年以后的天津将是最准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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