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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卑族的拓跋洼在公元三八六年自稱為“魏王”，建立了北魏政權，兼并山西北部的各部落，并進而攻河北省的大部和山東、河南的一部分，掠奪了大量的人口和財富；公元三九八年起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自稱皇帝。拓跋氏在河北山東一帶掠奪的人口，被強迫遷徙到人口稀少平城附近。這些人口中間有蔣少游那樣的通曉多种
技藝的工藝家；同時，長期以來在河北一帶已甚普遍的佛教，也開始自燕趙一帶大量流傳到平城，而且隨著北魏政權的鞏固，發揮了它的作用。明元帝拓跋嗣的時期提倡佛教，“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魏書》卷四，《釋老志》）。而來自河北的和尚法果也明确地宣稱：皇帝就是“當今如來”，和尚也應該對他致敬。
涼州（今甘肅，包括敦煌地區）自前涼。公元三○一—三七六年）張軌的時期，佛教已有較大的發展。公元三九七一四三九年占据張掖一帶的匈奴人沮渠氏的北涼時期，涼州是很多有名的佛教徒聚居的地區。例如來自中亞、翻譯了大量佛經的曇無忏，在麥積山創立了自己的學派的玄高，玄高的學生玄紹長住炳靈寺，都是涼州有名的和尚。今酒泉文殊山還保存了沮渠氏時期的佛教遺跡。公元四三九年，北魏太武帝滅涼，徙沮渠氏的宗族及吏民三万戶（或作十万戶）于平城，据說：“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魏書·釋老志》）
太武帝拓跋燾的時期，道教徒利用了統治階級內部的沖突取得皇帝的信任，曾采取排斥佛教“滅法”的政策。滅法期間（公元四四六—四五二年），佛寺經像被毀，和尚被迫還俗，玄高亦被殺。
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于興安元年（公元四五二年）十二月，下令恢复佛教。在滅法期間隱匿起來的和尚師賢和曇曜，先后擔任了統領佛教事務的官職，此官職先名“道人統”，由師賢任之。師賢死后（公元四六○年），曇曜代之，改名為“沙門統”。師賢和曇曜都是當年來自涼州的和尚。在恢复佛教的同一年，曾按照拓跋濬的身材，雕造石佛像，据說，石像的臉上和身上的黑斑，和拓跋溶身上的黑子一樣。興光元年（公元四五四年），又下令在五級大寺，為拓跋濬以來的五個皇帝鑄造了五尊碩大的釋釋迦像，都是高丈六，用了赤金（銅）二万五千斤。這些舉動都說明北魏流行的思想是帝王即釋迦，佛教和政治在當時是密切結合的。
曇曜作了沙門統（公元四六○年）以后，為佛寺取得剝削農民的權利，向皇帝索取了一部分戶口為“僧祇戶”（每年納谷六十斛）及“浮圖戶”（為佛寺服役并從事生產勞動）；翻譯了一部分佛經；而他在佛教活動中最大的工作是主持開造了世界馳名的、在中國古代雕塑藝術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云岡石窟。
文成帝拓跋溶的父親（拓跋晃）和儿子（獻文帝拓跋弘）都信仰佛教，与僧人有交誼來往，并大修“功德”。他的儿子誕生的一年（皇興元年，公元四六七年）拓跋弘在平城修建了永宁寺，其中构七級浮圖（七層的佛塔），高三百尺，据說：“基架寬敞，為天下第一。”又在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黃金六百斤。不久（公元四六九年前后），又构三級十丈高的石浮圖，上下都是用石塊按照木构建筑修成的。他在公元四七一年讓位給他的儿子孝文帝拓跋宏，自己就以皇帝的父親的地位成為積极提倡佛教的虔誠的信徒。因而，在他的影響下，北魏的佛教和佛教藝術大大地發展起來。
孝文帝拓跋宏重視佛教的傳播和教義的探討，他曾在云岡繼續修筑石窟。同時他在政治上積极推行漢化政策，并遷都到洛陽（公元四九三年）。洛陽自龜茲高僧鳩摩羅什在長安傳道、譯經的時候（公元四○一—四一三年）起佛教已盛行，公元五世紀末到六世紀初，作為北魏的都城，乃成為北方佛教的重要中心。
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不僅聚集了一些精通佛教的有學問的和尚，并且在洛陽龍門，仿照云岡，修建了大規模的石窟。龍門石窟的修建工作，在此后五十年中一直在繼續。北魏的皇室，孝文帝的馮皇后，宣武帝拓跋恪，他的皇后胡氏（史書常稱為胡靈太后），以及一些貴族，都是狂熱的佛教信徒。他們為了死后贖罪并修來世，在這种信念下，佛寺、佛塔的修筑，佛像的雕造，在洛陽以及其他各地，都興起了一個高潮。
宣武帝拓跋恪在恒農荊山造■玉丈六像，并于永平三年（公元五一○年）迎置于洛水傍的報德寺。又在洛陽建立瑤光、景明、永明諸寺。瑤光寺有五層浮圖，离地五十丈，寺中有尼姑住的房屋五百余間。景明寺和永明寺都有房千余間。景明寺曾被描寫為“复殿重房，交疏對雷。青台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蘭藍，垂列■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洛陽伽藍記》）。正光年間胡靈太后造七層浮圖，离地百仞。永明寺是為外國和尚建立的，可居三千余人。熙平元年（公元五一六年），按照平城的舊式，在洛陽也增建了永宁寺，中有九級浮圖，离地千尺，在百里以外就可以遙遙望見。上面有金鐸一百二十，金鈴五千四百枚，有風的夜晚，鈴聲在十余里地以外都可以听見。浮圖北的佛殿，形制和皇宮的正殿“太极殿”相似，中有丈八金像一尊，中長金像十尊，繡珠像三幅，織成像五幅。因而永宁寺為歷史上罕見的巨大的佛教建筑。洛陽城內的佛寺數目，到北魏末，達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在河陰之變（公元五二八年）以后，遭到嚴重的破坏。武定五年（公元五四七年）楊街之所見到的洛陽，已甚衰落，而仍有四百二十一所寺廟。楊衒之曾把他的所見寫成《洛陽伽藍記》一書。
北魏末期（約公元五○○—五四○年），以龍門石窟和洛陽永宁寺為代表的營造佛寺、佛像的風气，蔓延到其他各地，則出現了三万多佛寺，二百万僧尼的畸形現象。
石窟造像的修建，在北魏末期在各地普遍出現，其中有名而且比較重要的，有：甘肅敦煌莫高窟，永靖炳靈寺，天水麥積山，遼宁義縣万佛峽，河南鞏縣石窟寺，等等。造像碑及單軀的石造像也很多。
公元五四○年前后，北魏分裂為東、西魏。佛寺、石窟、造像等仍在不斷繼續建造。特別是在北齊奪取了東魏政權以后，在河北響堂山和山西太原天龍山的大規模的石窟修建又恢复起來了。北齊時代開鑿的若干石窟都成為隋代石窟的先驅。北周奪得西魏政權，北周武帝字文邕在听取儒，道、佛的三方爭辯以后，嚴格地制止佛教和道教的流傳，并制止了大規模修建寺廟。公元五七四一五七七年數年之間，佛教曾受到暫時遏止。麥積山曾保存了北周時期的一些佛教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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