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閻連科在网站視頻訪談時，談到作家的境界：“境界高的要做一個偉大的作家，境界低的要做一個作協的主席。”這話刺激了不少人，贊同与嘲弄者均大有人在。后來接受紙媒采訪，閻連科做了比較詳細的解釋，稱愿意將自己的生命獻給文學的作家，這類作家境界比較高；第二層是愿意把寫作當做職業、當成工
作，是中檔的境界；把寫作當做通往仕途的橋梁的作家，境界可能是最低的。（9月16日《華商報》）
偏執性質的觀點往往能夠讓人看到片面的真理。因為將作協的主席与偉大的作家對舉，指向明确，表達爽快，讓人一看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說，原話抬出來的“偉大的作家”不過是為了陪襯，“作協的主席”成了談話的主角，可見其逼人的膽識。這對思考當下作協体制、作品的整体質量或時代文學的發展，都有強烈的警示意義。這樣講，与魯迅的“破窗”思維一脈相承。
可惜過后一解釋反而漏洞百出，“三境界說”只是看似完善罷了。首先，把生命獻給文學，不等于就是高境界的作家；高境界的作家，不等于就要把生命獻給文學，兩者不是單選題。事實上，偉大的作家反而看輕文學，不會輕易奉獻生命，孔慶東就這樣評述魯迅：“‘魯迅的生活哲學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在黑暗的三十年代，魯迅堅持針砭時弊，卻沒有遭到過多的迫害，是和他的生存智慧分不開的……魯迅從不做無謂的犧牲，也從不勸人作無謂的犧牲，因為他深知革命不是靠一兩次游行，一兩次暗殺就能成功的。”可見，魯迅不會把生命獻給文學，如果要他老人家選擇，首先的肯定是生命。縱使一生從事文學事業，也不等于將生命獻給了文學。
職業化寫作的就屬于“中檔境界”的作家？這一結論經不起推敲。職業作家比比皆是，有人職業一生也不見得多优秀，可能連文學史都難得進入，不過是像教書、經商之類職業一樣，弄口飯吃罷了。于這樣的作家群体，要談“中檔境界”，恐怕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意義。同時，以寫作為生計的作家也有偉大者，被稱作文學史上的拿破倫的巴爾扎克，經商欠了一屁股債，最后回到文學創作這條路上，可以說他是把生命獻給了文學，屬于最高境界，但他何嘗不是為了還債，為了生存？倘若經商順利，不是走投無路，或許也不會步入文壇，早已成了被人類遺忘的商賈。可這斷然不能說他就是中檔的作家。事實擺在面前，容不得咱們用“生命”、“職業”与境界高低一一對應的。
再說，高境界的作家与作協的主席更不存在必然的沖突。嚴格地說，作協非官方職務，屬民間團体，當下的作協体制雖然還是有那么些含混不清，不過与作為公務員的官員有很大的不同。退一步說，作家做官可能消磨作家的才華，也可以為优秀作品提供机遇。誠如閻連科所舉的王安憶、賈平凹、張煒，縱然其創作就是為了當作協主席，也無損于境界之高。讀一些著名作家傳記就不難發現，有的著名作家對官員身份是非常在意的，古今中外皆可找到實例。世俗或職業的追求与文學境界高低之間的某种假定的關聯，在現實是找不到足夠的論据的，只能作為茶余飯后的談資而已。
作家的境界由什么來定？最終只能因作品及其讀者、影響等外在因素而論，并非由某一种要素、特別是無關要素分出境界高低，更不可能取決于是否當作協主席，是專職還是業余，或能否為文學獻出生命。由此可見，閻連科所做的這一番詳盡解釋，無論從創作理論還是創作實踐上看，均難以站住腳，頂多是有丁點現實意義的閑談而已，听者自听之，當不得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