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80后”，大本畢業已經工作兩年；一個“90后”，明年就要考大學；他們二位在幫助我收拾書房的過程里，發現了一張三人合影，覺得很古老，問我什么時候、為什么會拍那樣一張照片？

　　其實在我來說，拍那

　　到今年年底，我們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就滿30周年了。“80后”那位叫我伯伯听來還順耳，“90后”那位竟叫我爺爺，他覺得很自然，卻讓我心緒复雜起來，怎么不知不覺地，我的人生就已經進入需要跟年輕人 “說古”的“夕陽紅”階段了？

　　有首老歌《听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我系紅領巾的時候，學校就常組織“革命老媽媽”來給我們講過去的故事，記得1955年，請來一位參加過紅軍長征的老媽媽，她講得很生動，我們听得好興奮。仔細回想，那時的那位“革命老媽媽”，其實才40出頭，1935年工農紅軍正處于“生存，還是死亡”的嚴峻關頭，經過遵義會議，确定了正确方針，才在1936年取得了長征的成功，你算一算，到1949年天安門廣場升起五星紅旗，只不過十三四年。那十三四年里，中國發生了多少惊心動魄的事情啊，故事真是講也講不完。

　　但是被稱為新長征的改革開放進程，一晃卻已經30年了。這30年里，也有許多故事，作為老一輩，應該講給年輕人听。幫我收拾書房的“80后”和“90后”，不交談不知道，一交談令我吃惊，特別是“90后”那位，他記事以后，所有的歲月似乎都充滿近似的平淡与歡快，可以說完全沒有歷史感，而且，“甭跟我說歷史”，“我最煩什么回憶童年之類的話題了”，竟成了他們的口頭禪，他們善于精致地享受當下的幸福我怎會反對？但我要提醒他們，一個對歷史完全缺乏了解，對自己從哪里來、打算和應該往哪里去完全無所謂的生命，是有缺陷的生命，人生的支點之一，應該是對以往、對先人、對父輩的知曉与理解。

　　我告訴他們，那張照片，是1979年春天拍的，當中是我，左邊是盧新華，右邊是王亞平，我們算是那時候“傷痕文學”的三個重要的代表人物。“80后”就說：“咳，知道。‘傷痕文學’嘛，那時候‘四人幫’抓起來了，你們遵命寫作嘛，就寫些傷痕什么的。”我就講給他們听，不是那么回事。1976年10月雖然抓起了 “四人幫”，但情況還很复雜。抓“四人幫”的好人里，有的思想保守，心愿是把國家調整好，但是自己給自己，更給全党和全國人民，設置了“兩個凡是”的羈絆，如果按那“兩個凡是”去做，那比如說“六十一個叛徒集團”就絕不能平反，更不要說為劉少奇翻案了——至于什么是“兩個凡是”，什么是“六十一個叛徒集團”等等，我書房里都有現成的書，他們可以借看——因此，1976年底到1978年底之間的兩年，就有許多的故事，當時愛好文學的年輕人，比如我們照片上的三個，就總想通過小說寫作，來參与社會訴求，希望能突破“兩個凡是”，出現一种良性的變化。那時我們寫那樣的文章，設法把它公開發表出來，完全不是“遵命”，而是冒著風險的。我1977年11月發表在《人民文學》雜志的《班主任》和盧新華1978年8月11日發表在《文匯報》的《傷痕》，我們分別寫過文章，有關報道也較多，就不多講了。現在重點講講王亞平1978年9月在《人民文學》發表出《神圣的使命》的故事，真是一波三折。他寫了一個公安系統的老干部為一個蒙冤的知識分子平反的故事——“90后”听到這里說：“那有什么稀奇呢？”——1978年王亞平寫那篇小說的時候，選取那樣一個題材，卻被認為极其敏感，因為在十年動亂里，公安部因為原部長羅瑞卿被定為“彭、羅、陸、楊反党集團”中的“黑幫”之一，整個公安部被“砸爛”，若按“兩個凡是”的邏輯，被“砸爛”的公安系統的老干部里，哪里還有好人呢？而王亞平小說里阻撓正義的角色，卻是一個“革命委員會主任”（發表時為了“慎重”改成了“副主任”），所謂“革委會”是動亂期間的權力机构，如以“兩個凡是”為圭臬，又豈能對“革委會”質疑呢？但王亞平從真實的生活感受出發，卻覺得不把自己构思的故事寫出來胸臆不舒，他兩次投稿，兩次被退，他也一再修改，但不將其公開發表，气何能平？最后，是老作家馮至助了他一臂之力，親自出面向《人民文學》雜志推荐，再几經打磨，才終于刊出，一刊出，就受到讀者歡迎，反響十分強烈。

　　我一時覺得，真有無數的故事要給“80后”和“90后”講。我不是要教誨他們什么。他們完全不必跟我觀念一致，但是他們應該知道一些故事。比如，關于馮至的故事。馮至（1905－1993年）早年寫小說，后來寫詩，再后來主要致力于翻譯研究德語文學。那時候他挺身而出，幫助一個才20歲出頭的毛頭小伙子發表出《神圣的使命》，完全沒有狹隘的功利目的，甚至連 “文學老前輩扶植文學新人以傳為美談”的想法似乎也沒有，他就是覺得這篇小說在那個歷史時期能促進社會的良性變革，應該予以發表。1978年中國作家協會恢复工作，其負責人當中也有位姓馮的，就是馮牧 （1919－1995年），他為那時期文學的复蘇貢獻很大，當“傷痕文學”遭到攻擊阻撓時，他做了大量的“排雷”工作，《神圣的使命》到頭來還是他促進編輯部下決心刊出的——“那時候寫那樣的作品、支持那樣的作品真的會有冒風險的感覺嗎？”兩位晚輩一起問——我告訴他們，馮牧那時候有一次親自對我說，一位自己在動亂中也飽受批斗被關進監獄多年的老干部，因為不理解馮牧的所作所為，甚至于發出了這樣的聲音：“怎么還不把馮牧抓起來啊？”——“傷痕文學”就是在那樣的情況下出現并產生出巨大的社會影響的。

　　當然，“傷痕文學”是個特殊歷史時期特殊情況下持續時間不過一年的寫作潮流，潮流中所出現的那些作品，如今看來都并不具有長遠的審美价值，它們的价值不是体現在文學上，而是成為中國歷史發展軌跡中的可長期保存參考的資料。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并通過決議，啟動了中國正式進入改革開放的新長征。1979年春，中國作家協會舉辦了第一屆优秀短篇小說評獎活動，我的《班主任》獲第一名，王亞平的《神圣的使命》獲第二名，盧新華的《傷痕》等多篇“傷痕文學”作品同時獲獎，盧新華的作品使那股文學潮流獲得了一個最恰切的符碼。在參加頒獎活動的過程中，我和盧新華、王亞平一見如故，相談甚歡，那時候我們還都沒有自己的照相机，就一起走到崇文門外一家照相館拍下了那張照片。那次獲獎的作者從年歲上說包括好几茬，陸文夫是“20后”的，王蒙等是“30后”的，我是“40后”的已經不算太年輕，盧新華和王亞平則是“50后”，其實，在這些獲獎作者背后，還有若干“20前”的老作家在發揮作用，除了上面舉出的例子，還可以舉出駱賓基（1917－1999年），經他推荐，經過一番周折，張洁的《從森林里來的孩子》得以在《北京文學》刊出并獲獎——幫我收拾書房的“90后”原來以為“‘傷痕文學’大概全是些遵命寫出的哭哭啼啼的文章”，我找出張洁的這篇作品，他讀了后才知道其實“傷痕文學”在取材、寫法、情調上，其實也各式各樣，并非只有沉痛，也有樂觀、清麗、幽默——隨著整個社會的全方位邁步“從頭越”，文學也從這個起點上迅速地朝前發展，直到30年后我們現在所面臨的亂花迷眼的局面。

　　端詳著照片，我感慨叢生。常有人說，寫文學作品應該追求久遠的審美价值，應該寫出經典來。我很慚愧，從小喜歡文學，可以說是筆耕不輟，雖然發出來的作品也老多的了，可是，還沒有哪篇哪部是具有久遠審美价值的，更罔論經典。“傷痕文學”時期的文友，有的如盧新華，斷續地有作品發表，但主業已并非寫作；有的如王亞平，他從部隊退役后，出國經商，更在另一番天地里。我欽慕那些立志要寫出甚至已經寫出純文學經典的人士，但作為寫作愛好者，我珍惜當年寫作《班主任》的情怀和所產生的社會影響，相信盧、王二位久未謀面的老弟也會這樣想。

　　我對“80后”、“90后”的晚輩說，我對改革的認識是：以理性的、平和的態度不懈地推動社會的良性變化。我對開放的認識是：無論如何不能民族自我封閉，一定要融入世界，融入整個人類大家庭。盡管我這30年來也越來越重視文學本身的獨立性，寫作上也力求個人化、個性化、獨創性，但是，以自己的文字承載對繼續改革、開放的訴求，這一情怀不想也不能放棄。

　　“80后”、“90后”的小朋友，從他們表情上看，并不是想听我講所有的故事，更不一定把我的觀念當作必要的參考，但他們至少對那張照片還是真的感興趣，甚至說，我們一老二小三個，是否也模仿那姿勢拍一張照片，以留給他們向30年后更新的生命 “講那照片的故事”？人能超越种种差异包括代間差异，体現出一种溝通、商量的善意，并能以幽默為潤滑劑，人世間，還有什么比這更具久遠价值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