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到牛津，有一天与眾靈學院的胡德教授在學院的小食堂進餐。我問他，牛津每個學院都有自己的食堂，為什么不把它們合在一起，辦成一個或几個大食堂，那樣不就省去很多廚師和工作人員嗎？“喔，不、不”，胡教授連連搖頭，“Smallisgood（小的是好的）。如果我們辦成大食堂，那太恐怖了。你能想象在那樣的食

    牛津几十個學院加在一起才一万多名學生，落到每一個學院、每個導師頭上，其辦學規模小矣。就是美國著名的耶魯大學，其最新的統計人數是1．2万人。我在耶魯期間，印象最深的是它的課都是小課。据說它之所以能保持排名第一，這种小課對教學質量的保證起了重要作用。

　　去年，我讀到一本 《小的是美好的》經濟學書籍，這本書在歐美很有名。作者舒馬赫闡述了“小”的好處。他對建立“特大城市”持批評態度，認為城市合适規模的上限只能為50万左右居民，超出這一規模就會造成病態，帶來災難、人性墮落、污染等大量難題。

　　最近，我又讀到一篇外國人寫的《中國人的“大”情節》的文章，說中國人什么都喜歡“大”，對城市、建筑規模追求在太空里能看見，對商場的規模追求能寫進吉尼斯世界紀錄。北京的金源時代購物中心光自動滾梯就有230座，餐飲廣場相當于兩個足球場；一只大魚缸里養著6條泰國鱷魚；要逛遍它需要整整兩天的時間。看到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代哲人蘇格拉底面對大市場的感嘆：“世界上竟有這么多我不需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