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潰圍南宋山水畫的模式，趙孟■掀動了一場“師古”運動，建立起了新的圭臬与准繩，促進了文人畫的發展，同時他還倡導將書法用筆施之于畫作。一個以文人畫及文人畫家為主角的時代，就此拉開帷幕。

　　元季便有“四大家”之稱，趙孟頫、高克恭、黃公望、王蒙。明中葉所說的元四家，為趙、黃、王、吳，吳為

　　董其昌之所以如此排定，是因其憎惡子昂人品，畫為人重的結果。趙以宋宗室而事元，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死后追封魏國公，光寵五朝，名蕩四海，而他的官運是靠著權臣賈似道的提拔一路攀升的。當時便有人批趙曰：“黑發王孫舊宋人，汴京回首已成塵。傷心耐見胡儿馬，何事臨池又寫真。”人品決定畫品的旨意，只有在文人畫的時代才可能出現，文人畫之所以稱作文人畫，是因其以筆墨為依托，將文人士大夫自身的倫理常綱、人格操守、審美趣味隱逸間接地表現了出來，梅蘭菊竹、歲寒三友、山水樹石、漁樵野叟已然成為一种現實具象的曖昧符號，一种語焉不詳的含混寫照，但它卻是完善人格的昭然手法、吐露心志的斐然旗幟，而筆墨勢態、繪畫技巧已簡單成了一种形式，成為次要。此般情景下，便架构起了人品与畫品相統一的社會价值取向。

　　若要兩相統一，實屬不易。文人畫的開山鼻祖王維，在安史之亂時變節辱身，不忠不孝，肅宗光复后，其受到懲處。李公麟在知己蘇東坡遭貶后，遇蘇氏子弟于途，以扇障面，避之不及。即便元四家中的黃公望，也曾在貪官張閭手下為虎作倀，不仁不義，是搜刮民脂榨取民膏的黠吏。王蒙則先投張士誠，再投胡惟庸，后因胡案牽連，橫斃大獄。徐渭曾阿諛嚴党之胡宗憲，為世人所垢，清人松年認為“徐天池恃才傲物，而心地偏狹，修怨害人，以至身遭弄獄之苦”，實屬咎由自取。就是對趙孟頫不以為然的董其昌，也是劣跡斑斑、穢聞烘烘，其本人縱欲無度，且放任家人蠻行鄉里。

　　趙孟頫的內心似乎也充滿著矛盾和牴牾，為此他曾發出了“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的慨嘆。苦悶煩亂、無奈愧怍使趙孟頫將人性的一面全部寄托于書畫，在山水中得樂、于筆墨間悅情成了他的全部興趣。人品与畫品之不符，正說明了社會性与人性間的齟齬与乖忤。作為觀賞者，當你知曉畫家的身世后，你對一件直觀的作品會附加一份崇敬景仰、傾慕向往的印象，也可能頓生一种厭惡膩煩、掩鼻作嘔的感覺。以褒貶譽毀、是非臧否的人性化尺碼丈量精粗奇凡的腰板和美丑真假的体格，其早已逾越了技術性物理性的鴻溝。

　　以這樣的衡量尺度，后人對趙孟頫的書法也多置微詞，朱衣道人傅山說趙体之字巧媚、輕滑，“予极不喜歡趙子昂，薄其人而遂惡其之”，“心術坏而手隨之也”（見《霜紅龕集》）。書法宋四家中，將蔡襄替代蔡京，也是基于這一規准的。以書名自負的米芾對有宋一代諸書家多有微詞，曾對徽宗曰“蔡京不得筆，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臣刷字”，而惟尊卞（蔡京之弟蔡卞）書“得筆”；明人安世鳳在《墨林快事》中稱其書：“胜于京，京又胜于襄，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因政名而毀書名矣。這又讓人想起了鄭孝胥，他在就任偽滿洲國總理前，頗具書名，所留墨跡甚多，但后人因其行跡便恥于張挂其書了。

　　清人松年在其《頤園論畫》中指出：“書畫清高，首重人品。”陳師曾也說：“文人畫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潘天壽更是強調：“品格高，落墨自超。此乃天授，不可強成。品格不高，落墨無法。人格方正，畫品亦高。”這些文字論的正是書畫美与人品美的關系。

　　其實，私下里董其昌對趙孟頫的藝術成就是十分贊佩、格外企慕的，稱之為“元人冠冕”，黃倪諸人不過是子昂先生“提醒品格”的結果。傅山對趙的人品進行了一番鄙視后，也說：“近細視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綽約，自是賤態，潤秀圓轉，尚屬正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