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否認，向災區捐款是一种高尚的行為。如果能夠表述嚴格一點，應該是“自愿向災區捐款是一种高尚的行為”，而且它的反命題，即“自愿不向災區捐款是一种卑劣的行為”，并不能成立。由此可以推導出，捐款數額更不能成為道德評判的尺度，否則在一個道德至上的國度，人人都會吐血比捐，以期成為道德完人，最終結果

　　以上的道理，平時大家也許能夠認同，可是真到了難時，就有人放言“災難面前不需要理性”！他們制作了各式各樣的“慈善榜”，不放過每一個有頭有臉的人。首當其沖的是企業界和演藝界，公眾不斷地質疑：他（她）為什么不捐？他（她）為什么捐得那么少？

　　公眾人物依靠知名度占用公共資源，應不應該受公眾監督？應該。公眾人物獲得更多的公共資源，應不應該回饋社會？應該。那么，公眾人物有沒有權力，選擇自己認為妥當的方式回饋社會？很多人對此問題有些猶疑，但另有很多人已經用質疑和詈罵投下選票：沒有！

　　我們常常說，東方社會是崇尚集体文化的社會。近十余年來，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個性”、“多元”成為超時髦的語詞，很讓人誤解東方社會也已經出离傳統、進入多元時代。一旦當大事發生，才發現民族性格依舊，眾人心中還是單一的尺度。

　　很多人都自我辯護道：我不愿捐款，是因為不知道捐款的流向与用途。其實我們不妨想想，就算捐款使用透明，每一分錢都投入救災，捐款就是一种必盡的義務嗎？捐款就是表達善心唯一的途徑嗎？公民對社會的常規回饋，早已包含于他交納的收入所得稅中，捐款，只是一种額外的奉獻。我們可以勸勉，可以呼吁，甚至可以予捐款者喝采、榮譽，以激勵其他人。但如果把捐款變成逼捐、比捐，變成公開的示眾与強求，未免就有傷害個人自由之嫌。

　　胡适曾多次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對此的理解是：在東方社會里，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看美劇，常常可以听到一個角色對身邊眾人大喊：“Hi, Don’t judge me!”（別評判我！）可是中國人很難喊出這句話，雖然孟夫子說過“自反而縮，雖万千人吾往矣”，但古語也同樣指出“千夫所指，無疾而終”，更何況董事長啊，明星啊，都是要靠公眾的喜愛与認同討生活的，他們當然不能得罪衣食父母，即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狂熱者。

　　結論是：在中國，向災區捐款不完全是一种自發自愿的高尚行為，它更像是一种“道德稅”，保證每個公眾人物及時繳納，以符合公眾對他們的道德預期，稅率高低并無規定，卻存乎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