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提起辜鴻銘、蔣夢麟、陳寅恪、顧頡剛、傅斯年、羅家倫等，即使非學界中人也能地說几件軼聞趣事。但如將時光倒流，他們則處于遭批判的境地，被貼上 “反動”的標簽，即使是專業人士也知之不詳。從寂寂無聲到浮

　　誠然，這些象牙塔中人的淵博之學，常人難窺其奧。倒是他們的風度与風骨，品咂起來有滋有味。張昌華先生以閑适之筆，將辜鴻銘等38位“陳舊人物”的精神儀態作為主線，再現了其多彩風貌。他以《曾經風雅》為題，集結成書，則一語點出其寫作的旨趣。

　　這些漸行漸遠的名家，其胸襟、眼光、舉止，無疑是需要反思的。當下學人學問的幅員，与此相匹者，恐為數寥寥。尤需一提的是，他們是一批人，而非個別人。有人感慨地說：“當今書法家的水准，充其量不過是百年前鄉村墅師的閑筆。”正因為那一代人的風雅成為前塵舊夢，才令人如此神往。

　　但是，僅僅將這些五彩斑斕的文化名家目作吟風弄月的才人，那是有失全面、公允的。其勇于任事，濃烈的社會責任、文化責任，值得深品細察，更值得來者師法。宏者如大是大非的抉擇，小者如職業的修煉，堪可入史入畫。1935年，面對日本人操縱的“自治”陰謀，蔣夢麟公開痛斥，一時被譽為“北平正气的代表”；劉文典在西南聯大時，一句“國難當頭，宁可被飛机炸死，也不能缺課”，傳為美談；“中國園林之父”陳從周，為保護古建筑，曾向一些領導拍桌子；等等。他們身上逸出的淋漓正气、蓬勃朝气、逼人銳气，孕育了一粒粒种子，种花留于后人看，尤為難得的是并非刻意為之。西方有諺：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知。這些文化名家的擔當，為國家、民族、文化傾注的情感，可圈可點。對此，長期從事知識分子研究的謝泳先生五味雜陳地說：“中國老輩知識分子思想很新，道德很舊——講究禮義与仁愛，講究誠信与道統。”

　　“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這些文化名家，顯然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但無論情勢如何遷移，他們學問內外的情怀，讓人追慕。我不是今不如昔者論者，也不認為他們十全十美，但在某些學人人格矮化，操守失范的當下，他們是一面鏡子。觀其深邃學識，應思何以承之；觀其翩翩風度，應思何以敬之；觀其堅韌追求，應思何以師之。連接文化臍帶，打開思想存折，傳承其風雅，當是學人強身健体的一副補品。這也許是作者的良苦用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