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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生長的這個小山城在上世紀60年代曾經有“小香港”之稱。因為環繞著山城的那條江水一直流向香港，只要一夜時間，船只就可以從這里出發而停靠在花花世界的碼頭了。那個時候，許多內地到香港的船只都要在我們這里轉個彎。所以這里的人，夢想要比內地很多地方的人都要多，都要早。尤其是我的父母一輩，他們很早就向往著上游。
改革開放說實在對這里并沒有太大的作用，更多的港口開放了，更多的海灣以更丰富更順暢的航道奪走了這里的优勢。我的父母到今天還一直念念不忘，那會儿啊，嘿，江面上密密麻麻的客船貨船，跟今天馬路上的汽車一樣，堵在碼頭上。父母當年的工作也是令人艷羡的碼頭倉庫管理員，那時候的貨物一個碼頭一個碼頭堆下去，要排號來等位置上岸，我記得小時候，跟著母親拿著順序牌，穿梭在岸邊一艘又一艘大輪船上，回來的時候，滿袋滿手的都是吃的玩的好東西，多神气啊。
那個百舸爭流的時代過去了，留給這個城市的，是一些美人遲暮的傷害。重山包圍下的小城，爬起山坡來就比同時期的城市都呆滯和緩慢，港口的地盤很多被租了出去，蓋娛樂城、蓋沐足廊、蓋西餐廳……陸地擁擠了。
大概六七月左右，人們就會自覺做好搬家的准備，當然指的是那些住在河邊以及樓層低的住家。洪峰一年一年在城市里划下警戒線。像我家這類房子，在這個城市已經拆了不少，但還是占据了主要建筑風格。這些有近百年歷史的老房，有著高高的兩條腿，粵方言稱為“騎樓”，据說從前，在這里，遇到下雨，都不用打傘，那些高高密密的騎樓，一直可以擋著人過街穿巷。等到漲水的時候，人們就從容地取出備用小船，扎系在騎樓“腿”上、二樓窗口邊上一個固定的鐵環上。搖著小船走平日走過的地方，照舊生活得那么從容。
我生活在這樣的老房里，睡的是閣樓，床上的一扇花窗，看出去，就是騎樓外的小街，花窗側外牆上，就是那只長著銹的鐵環。
現在，我等小軍。我覺得我和小軍是天造地設的。高中的時候，他愛發呆我愛笑，一群女生圖新鮮加入文學社听他讀新寫的詩，听著听著，因為7月的到來，最后就只剩下我一個還在傻听，高考我們雙雙落榜；現在，我在一間茶樓推著蒸籠車賣燒賣，小軍在空調安裝維修店幫叔父當下手。
班上的同學還沒有离開小城到新大學校園報到，我們就迅速地戀愛了。我們确定關系的時候，就是在我的小閣樓里。在此之前，小軍從來沒有拉過我的手，可是我們睡覺的時候，我一點也不覺得陌生。我就是想給他生個小男孩，我想盡快能夠以一种新的生命形態，直接成人。
我們這個小城，有一种傳統的“騎樓小吃”，一個煤爐一個鍋，几個小碗几張小椅，就构成了這种几步一檔的田螺攤。要是在晚上，隨便走進哪一條騎樓，都能夠看到一撮一撮的人，或坐或蹲在煤爐邊的小矮桌周圍。在我的家里，長年累月，灶台上都熬著一大鍋湯，每天晚飯過后，我的父母就將這些濃黑的湯過一些到小鍋里，然后加入刷干淨并用鉗子鉗掉了屁股的小田螺，放到一個小爐子上，門口的田螺檔就支起來了。自從我的父母從港口的倉庫管理工作下崗以后，這股味道就再也沒有消散過。
小軍經常來我的閣樓。我們在一起話不多，我喜歡靜靜地陪小軍想事、發呆，我們在一起。我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小軍不太高，而且偏瘦，母親說他的身架最适合鑽到窗外去弄空調。可我總是覺得小軍不會喜歡這樣的工作的。每天，在店里等電話，一接到生意就記下所要去的客戶的地址，几街几號几樓几房。小軍經常騎著一個舊摩托，載著簡單的工具箱，在這個小城里找門牌，按門鈴。大多數安裝空調的客戶，都不是我們這樣的舊樓，是公寓，有高層有低層，反正是在小城新開發的西區。听母親說，西區那幢號稱全市最高的30層公寓那塊地，以前是亂墳崗。小軍到過那里几次給新房客裝空調，他說那幢大樓，像一個高高的神主牌，聳立在尚未開發的一大片荒地上，不知壓傷了多少靈魂。
就這樣，我和小軍開始了同居生活。母親最害怕的就是下崗。母親說小軍有一門技術，餓不死。母親不知道小軍的技術實際上不是對付空調，小軍從前是我們這里校園有名气的詩人。我很怀念寫詩的小軍。我的手里僅僅保留著小軍的几句詩，印在一張宣傳單上：請帶著我的詩歌上路，石頭也開出了花；請念著我的詩歌回家，愛人在窗戶眺望……我記得在高三的時候，小軍印了很多這樣的傳單，拿到市場、天橋、超市口去派，他神情激動地把一張張傳單塞到不情愿的人的手里，而我則負責在他附近的垃圾箱里回收一些還算清洁的，重新交還給他，然后他又繼續派發。
我在碼頭附近的一間茶樓上班。我們這里的茶市一直很旺，早上從6點鐘就開市了。喝早茶的多數是老人，夜茶屬于年輕人的時間。早晚是茶樓的黃金時段，像我這樣的服務生，輪上早班和晚班，所听到和見到的事，是晝夜不同的，早上老人們淨說些陳年舊事以及發發社會的牢騷，晚上則五彩繽紛得多，很多新鮮的事被我們撿了回去，什么素段子葷段子，什么政治新聞花邊新聞，都被我們記了去傳了開。
在我們茶樓，有一個叫阿菊的女人，特別能記段子，而且還能將那些段子翻講得有聲有色。阿菊比我大几歲，又白又漂亮，典型的湖南女人，在鄉下書沒念多少就跑出來打工，阿菊到茶樓應聘，從服務生做起，不到半年就升到了咨客。阿菊很甜，雖然也有不少男人不怀好意地揩油，但她都不會生气，處理得很乖巧，很討客人喜的樣子。在熟客里，真正喜歡阿菊的是“打撈”。
“打撈”在我們這里是干体力活的代名詞，我猜測是由于從前我們這個城市的体力活大多來自碼頭，与水相關，所以“打撈”這個詞一直沿用到今天。這個“打撈”并沒有干過碼頭的体力活，因為他姓劉，人們開始叫他
“大劉”，叫著叫著就成了“打撈”了，我想這也与他五大三粗的形象很有關系。這個“打撈”從前曾經是碼頭派出所的保安，穿制服拿著警棍，很气派地在各個碼頭巡邏。“打撈”連雞毛蒜皮的小偷也不肯放過。“打撈”當巡警20年，從來就沒有辦過惊天動地的大案，淨是些偷雞摸狗，混水摸魚的小意思。所以，在机构萎縮，派出所并入公安局裁員的時候，“打撈”的名字被列在前几名。42歲的“打撈”去年下了崗，就成為這個茶樓的常客，他就愛逗阿菊說話，阿菊也挺能放心地跟他說些實在話。我知道，阿菊不一定會愛上“打撈”，卻會跟他在一起。果然，有一天阿菊跟我說，她最喜歡晚上打烊下班后，把茶樓里的啤酒和花生偷偷帶上一些到“打撈”住的船上。她最喜歡“打撈”把船篷掀開，他們在蕩漾的船上做愛，然后躺在天空下喝啤酒，遇到晴天，滿天的星星讓她仿佛回到了老家螢火虫滿天飛的田野。
听別人說，“打撈”從前有過老婆小孩，因為他經常上夜班，又喜歡跟朋友吃夜宵喝啤酒，十多年前老婆帶著小孩就跟別人离開了這個城市，“打撈”把岳父岳母從鄉下接了出來，把房子讓給了他們住，自己住到了小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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