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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說到莫言都認為是大气磅礡純文學的代名詞,您寫作最想給讀者的究竟是什么?是自我宣泄的需要?
莫:一個人完全不考慮讀者是不對的,但我寫作是努力忘掉讀者,以我為中心,無論故事、語言、結构,絕不考慮他人,但寫完了讀者肯定也會從中讀出一些內容來,有的可能符合我的想法有的屬于誤讀
,誤讀也是很美麗的,——好小說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存在被誤讀的可能,如紅樓夢,實際上每個人都是誤讀。
我的作品如果具有這种可能性就達到了一种境界,我想表現的是社會當中有价值的個性与人物,表現他們的命運与感情。我的讀者可能熟悉我描述的生活,他會強烈共鳴,喚起回憶,有人可能不熟悉,他可以從中了解到人類歷史上曾有人這么生活過,增加他們的知識面;而從技術上,可以讓讀者看到長篇小說能這么寫,這也是我想讓讀者知道的;語言上,則更直接了,他們會說這种語言很流暢龐雜丰富。
■知道農民不會看我的書
記:您的主体讀者群是誰?
莫:我從沒做過調查,我估計文學愛好者寫作者可能是一大批,他們的閱讀帶有功利目的,閱讀為了寫作,提高自己的寫作能力,可能還會有一部分大學生。真正的讀者還是在城市,農村的八九億人口基本上不閱讀。
記:您的小說以寫農村而讓很多作家無法超越,但真正您描寫的對象卻并不會閱讀它,是不是很奇怪?
莫:我知道農民不會看我的書,這通過我老家那一個村庄就可窺一斑知全豹。我的村庄离青島不遠,是一個經濟中上等的地區,我是從村儿里出來的作家,但村里真正讀我書的人很少,几乎沒有,不超過五六個人,想到其他村庄更不可能。
對我來說當然是個巨大遺憾,日本那么小的國家,一本書能賣几百万冊,這跟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不是一時能改變的,——如今農村多是老人了,年輕人進城打工了,他們哪有時間看小說?
記:人們离農村离土地越來越遠了,可作家寫農村題材的作品仍然很多,為什么?
莫:多方面原因,中國進入城市化的歷史很短暫,像北京這樣的大都市,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魏公村那邊還都是玉米地,馬車來回走,中國進入城市化商業化頂多二十年過程;同時,許多作家都是農村出身,他們寫起農村來更熟悉。而文學与土地天生有一种親密,最早的文學不都是來自于桑間田頭嗎?但隨著時間推移,還是有變化,“80后”和网絡寫手基本都不寫農村。
記:像您這樣負有歷史使命感的作家怎么看私人寫作?在您眼中是否很沒价值?
莫:我不認為沒价值,就像博客文學一樣,搞好了也不錯,一個作家從個人出發寫個人是千古不變的,誰如果說要把自己消滅掉寫跟他沒關的東西是不可能的,個人的感受如果帶有普遍性就有价值。當年我寫《紅高粱》只是發泄我個人的一种情緒,但為什么引起反響?因為我表達的那种精神焦慮是當時的社會心理的一种,從我個人出發,符合了社會心理就被人們接受了,這只能是可遇不可求的,現在社會越來越群落化,如一座森林,在各個高度完全是不同的生物狀態,隔十年的差异就特別大,要想滿足所有人需要的現在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能是适應某個群体的讀者。
■我沒可能獲諾貝爾獎
記:《檀香刑》是去年茅盾文學獎期望值很高的作品,最終沒獲獎,有人說是因為作品“過于自戀”,且您的古文功底不夠,您怎么看?
莫:古典文學功底不夠是非常正确也可以接受的,你不能說能背誦唐詩五百首或《古文觀止》就是夠,沒人敢這么說。
說“自戀”我難以接受,什么叫自戀?是放大自己的小痛苦,是認為自己的是最好的,我不認為我有什么自戀的。
記:有多少次都嚷您要獲諾貝爾文學獎,您個人怎么看?
莫:(笑)起碼有二十個人都被這么嚷嚷過,王蒙、余華、閻連科……我認為當這些人被提來提去時誰都沒戲,很可能是一個大家被忽略冷落遺忘的人才有可能獲獎,我覺得我沒有可能,真的。
記:作為影視受益者,您反對作家寫作時往影視劇靠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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