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的《風雅頌》還沒讀過，說三道四應是評論大忌。但看到大家伙儿爭論得火熱又不得其所，就忍不住說几句湊一湊熱鬧。

    批評者認為，小說借《風雅頌》之名“影射北京大學，詆毀高校人文傳統，肆意將高校知識分子形象妖魔化”。一名网友更是表現激烈，他見北大被寫

    但閻連科卻大喊冤枉，當然，他的鳴冤叫屈中也柔中有剛：“如果硬說是我寫了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有什么不可以讓人寫呢？又不是什么‘重大題材’，又不是北京的‘紅牆’，你們何苦呢？再說，寫北京大學的不是我一個人，而且我僅僅是寫了個‘清燕大學’，這不過是一個詞語而已。僅僅因為是一個詞語就如此大動肝火，實在沒有這個必要。你們都是教授，都是博士，應該有些文學的胸怀。應該明白，小說的好坏，不在你寫了哪里，或像是哪里，不像哪里。好与坏，應該從文學的本身去討論。不然，就會有些可笑和幼稚。”（《閻連科訪談：〈風雅頌〉未妖魔化北大》）

    這樣的爭論雖能賺取眼球，卻顯得有些小儿科。作家寫小說，讀者自動對號入座的事情時有發生。但我以為，只要作家選擇的是小說文体，而非新聞、通訊、報告文學，讀者便大可不必動其肝火，把小說里的事情當成自己家的事情。讀小說若老惦記著對號入座，不僅累，而且容易遮蔽視線。

    但這并不意味著閻連科的寫作沒有問題。這篇小說的問題在于它沒有吃透小說的精神。四年前，閻連科還有《受活》面世，當時評論界叫好者不乏其人，但我讀了几下，卻覺得是假模假式假招子。《受活》有“后記”，“后記”對現實主義大發其火，大叫其板。其核心意思是，現實主義与生活無關，与社會無關，与真實無關，而只与作家的內心和靈魂有關。似乎從此之后，閻連科的作品就有了許多美名：魔幻現實主義、荒誕現實主義、狂想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是一個很大的話題，這里不宜展開。但我以為，既然你的寫作還要和現實主義沾親帶故，就得遵循現實主義最基本的游戲規則，比如，細節是否經得起推敲，環境是否真實可信。批評者認為，閻連科對當今的大學生活缺少了解，“因為不懂，所以放肆”。如果此說成立，那《風雅頌》不管你寫的是北京、南京還是東京、西京的大學，就都有了硬傷。不妨設想一下，假如狂想現實主義只剩下狂想，因而成了狂想主義，這作品還有看頭嗎？

    大學也有大學的問題。我在大學里待了不少年頭，對大學中的問題就尤為敏感，但到現在為止，還沒見到能把大學寫好的小說。前几年張者寫過個《桃李》，便是以北大為背景的，但我覺得寫得一般。大學中的許多問題當然需要認真反思，加以批判，但小說家的批判并非新聞記者的獵奇式報道，也不是道學家的憤怒聲討。明代畫家顧凝遠有一個觀點：畫家畫畫，只有做到“深情冷眼”，方能“求其幽意之所在而畫之，生意出矣。”我想，作家寫人狀物，也是需要“深情冷眼”一把的。若深情不夠，冷眼多多，弄不好作品就成了二五眼。當代中國，作家成堆，每年出版的作品也不計其數，但能掌握這條藝術辯證法原則的作家似不多見。所以我們總是讀不到滿意之作，也屬正常。

    無論《風雅頌》讀后是否滿意，我已決定去買一本。否則，提前預支了這些想法而不讀作品，我就虧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