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世鏡委員援引數据指出，我國行政公務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高達42%，而公共服務所占比率卻僅為25%左右。与

　　另外一項數据也顯示出我國公共服務支出嚴重不足。統計顯示，教育、衛生、社會保障三項社會發展支出合計占GDP比例，中國2003年為7%左右，美國和法國當年的同一比例則高達16%和30%。

　　政府公共服務投入不足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老百姓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家庭，不得不為子女就學支付昂貴的賬單，一些家庭更是因為無力承擔高額醫藥費而陷入赤貧狀態。瞿世鏡指出，缺乏經費也是催生教育亂收費和醫生收紅包的一個重要原因。

　　与公共服務的窘境相比，政府的行政公務開支顯得有些“奢華”。瞿世鏡提供的數据顯示，2004年全國公款吃喝、公車消費、通訊話費、公款旅游、公款讀書、文山會海、公款送禮等各項支出，大約在1.1万億元以上，是當年財政增收的近兩倍。“國庫公款是納稅人的血汗錢，怎能如此任意揮霍？”他說。

　　瞿世鏡認為，“十一五”規划綱要應該進一步量化對政府的約束性責任指標，首先是規定財政開支中行政公務所占比例，同時明确公共服務支出所占的比例。

　　此次兩會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的“十一五”規划綱要草案，首次對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提出約束性指標。這8個約束性指標集中在“人口資源環境”和“公共服務人民生活”兩大類別中。這些指標涉及控制人口總規模，降低單位GDP能耗，保持耕地數量和森林覆蓋率，減少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讓一定規模的人群和家庭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

　　但包括瞿世鏡在內的一些代表和委員認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步子還應邁得更大一些。比如，有代表和委員認為，由于國家財力大大增強，應將原來設定的到2010年初步實現免費義務教育的目標再提前几年。一些代表和委員則建議，國家應該進一步增加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

　　瞿世鏡表示，除此之外，還應在控制行政公務支出等方面，也制定出清晰的約束性指標。他認為，一旦形成剛性指標，即相當于政府庄嚴的政治承諾。這有助于約束政府過于隨意地花錢，將有限財力投入到教育、醫療等社會事業上。

　　制定“十五”計划時，由于其時未形成完整的定量指標体系，只能泛泛作出“地區差距有所控制”、“醫療水平有所改善”之類的模糊估計。“我們回過頭去審視，才惊覺有些問題已經相當嚴重。”瞿世鏡表示，應該在“十一五”規划綱要中盡量避免這樣的問題再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