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戰士背負戰利品凱旋而歸

    1916年生于江西省吉水縣；

    1937年任八路軍115師343旅686團1營教導員，后任686團政治處副主任、115師獨立旅1團政委等職，參加過平型關大捷，轉戰呂梁山根据地、魯西根据地、冀魯豫根据地等。解放戰爭中，參加挺進大別山、和平解放云南、貴州剿匪等戰役。新中國成立后，任16軍政委、國防部第七研究院政委、海軍東海艦隊政委等職；

    1955年授銜少將；

    1988年在東海艦隊政委任上离休，后任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委員。离休以后，一直住在上海。

    太陽升起來的時候，戴潤生已經在老爺廟附近的山上埋伏了快兩個小時，周圍安靜极了，他的雙眼緊緊盯著山溝里的公路，日軍還沒來。

    老爺廟在平型關以東十多里處，戴潤生和他的戰友———115師的戰士們正在等著日軍的到來，這是第一次和日軍交戰，他們已經盼望很久了。68年后在上海的家中，戴潤生對記者說，“那時候求戰心情非常急，巴不得一過黃河就跟日本人打。”

    雖然以后再沒去過平型關，戴潤生依然能用筆畫出當時那里的地形，提起來他還是很開心，“那一仗，打得很痛快。”

    隨第一梯隊赴平型關

    戴潤生是1937年8月22日隨部隊東渡黃河開赴山西北面抗日戰場的，這時候他們已經改編一個多月了。這年7月14日，紅軍正式改編為八路軍，紅一方面軍改編為115師；紅一軍團改編為343旅，旅長陳光；紅4師改編為686團，團長李天佑，副團長楊勇。21歲的戴潤生在一營擔任指導員，營長徐德操。改編時的115師不到1万人，而整個八路軍也不足3万人，戴潤生擔任指導員的一營一共5個連，也不足500人。八路軍后來改為第18集團軍，按國民党的划分，屬于閻錫山擔任司令長官的第二戰區。

    “我們一營是開往前線的第一梯隊。”戴潤生說，22日，一營由副團長楊勇率領，在侯馬鎮搭山西特有的窄軌火車開赴忻口。當一營乘坐的火車路過太原時，“太原市的工人、學生、各界愛國人士，里三層外三層地歡迎，楊勇親自下車向歡迎群眾致謝。”他說。

    9月下旬，戴潤生和部隊到達靈丘以南的上寨地區時，靈丘已經失守了，日軍正在逼近平型關，威脅太原。23日，115師師部在上寨村小學召開營以上干部會議，師部決定在平型關以東一帶伏擊日軍，配合友軍作戰。從平型關山口到靈丘東的河南鎮，是一條狹窄的溝道，中段十几里地全是險要的深溝，這條溝叫喬溝，溝底只能通過一輛汽車。“那個地方地形很好，對我們很有利，适合打伏擊戰。”

    “24日夜里，115師連夜行軍前往平型關前線。部隊正沿著一條狹窄的山溝急行軍時，天气突變，瓢潑大雨傾盆而下，匯集成河的雨水沿著山溝流下，一開始溝水剛淹沒腳面，一會儿工夫就漲到齊腰，再不久就到胸口了。水流速度非常急，有兩名身体較弱的戰友還是被水流沖走了。”說到這里，戴潤生有些傷感。

    25日拂曉前，渾身濕透的115師戰士們終于到達集結地，當時的115師有343、344兩個旅和楊成武的獨立團，當天楊成武指揮的獨立團在山西靈丘与河北淶源交接的腰站村一帶阻擋了日軍的增援，殲敵300余人，而參加主戰場的是兩個旅，其中，344旅的688團被洪水阻擋未能到戰場，到場的是戴潤生所在的686團和685、687團兩支兄弟部隊。

    日軍落入我方伏擊圈

    “我們很快就埋伏好了，人不卸裝、馬不卸鞍，只待一聲號令。太陽升起后不久，日軍的太陽旗也出現了，他們毫無戒備地沿著公路向平型關前進，這正是我軍開火的好机會。”戴潤生回憶道。

    “這個時候指揮部發出了信號彈。”戴潤生說，看到信號彈以后，“埋伏在老爺廟的我營2連，立即用机槍、步槍、手榴彈一起開火，突然遭到猛烈襲擊的敵人亂作一團，很多人躲到汽車底下，与此同時，兄弟部隊也發起攻擊，115師把進入埋伏圈的日軍分割成几段，分別消滅。”

    “我們的部隊把日軍壓在深溝內，我們在溝上，他們完全處于挨打的境地。”戴潤生說。開火不久，戴潤生和營長肖桂商量后，率領著兩個連，沿著公路東側一路向平型關方向攻擊。“山路不好走，我們翻山越岭，一路走一路打，打得很痛快，沒遇上什么大的抵抗力。”

    下午兩三點的時候，戴潤生帶領的兩個連就打到平型關對面的山頭了，“我們就守住山頭，685團在公路的另一面，敵人來了一個反沖鋒，几百人向我們進攻，我們和685團聯合把敵人打下去了。”這個仗打了以后，天就黑了，陳光把旅部安排到戴潤生帶隊占領的山頭，安排晚上的作戰，休養整頓。這次部隊還繳獲了一些日軍帶的干糧，“是壓縮餅干，我們沒見過，第一次吃，結果吃多了。”

    日本人橫下心不投降

    第二天一早，戴潤生奉命和部隊一起“清查戰場，繼續打擊殘余的敵人，我們的部隊從兩邊收攏，日軍雖然只剩下殘余力量，可是“技術很好，部隊訓練有素，打槍很准，武器又很好，給了我們不小的殺傷。”

    “我們在戰前也學了一些日語，比如‘繳槍不殺’、‘八路軍优待俘虜’等等，可是日本人就是不投降，他有‘武士道精神’啊！沒辦法，一抵抗我們就拿起槍打。”

    “這一仗殲滅了日軍1000多人，”戴潤生帶著很可惜的語气說，“我們也傷亡將近1000人，我們這個營犧牲了差不多100人，一個副營長和兩個連長都犧牲了。這近1000人都是經過長征的老干部，毛主席很痛心。”

    打鬼子的“梁山好漢”

    平型關大捷后，戴潤生跟著115師又參加了忻口戰役，跟日軍進行了一些小的戰役。11月8日太原陷落以后，115師奉中共中央命令轉戰呂梁山，開辟呂梁山敵后根据地。

    在呂梁山轉戰一年多后，1939年1月，115師改稱東進支隊，越過平漢鐵路，歷時一個多月，到達山東西部的鄆城北面的梁山一帶。這里是《水滸傳》故事的發生地，戴潤生在此參加指揮打了抗戰中他最滿意的一戰———被稱為八路軍“模范戰例”的“梁山殲滅戰”。

    這個時候686團已經被一分為二，作為主力的團部和一、二營隨師繼續東進，三營、團教導隊以及師部特務營的一部分則留在魯西地區開展游擊戰，組建獨立旅，由此前的副團長楊勇擔任旅長，戴潤生也升任獨立旅1團政委，團長周海濱。魯西地區的位置十分重要，可以聯系山東根据地和太行山根据地。八路軍在魯西地區的活動引起了駐濟南日軍的注意，派了部隊來掃蕩。

    日軍掃蕩部隊來的時候，正是1939年8月1日，部隊正在准備慶祝活動，戴潤生回憶，“不久又接到了師部政委羅榮桓派人送來的情報和作戰命令，要我們查明情況并尾隨敵人，伺机打擊。”這個時候，旅部正在肖皮口一帶活動，師部在梁山集一帶，1團受師部和旅部雙重指揮。8月，正是高粱成熟的季節，這些青紗帳正好成了隱蔽集結和進行運動戰的好地方。

    “日軍隊伍前面是偽軍，兩個指揮官騎著高大的洋馬，神气十足。”后來他們知道，這兩個指揮官是田中少佐和長田少佐，率領的是駐守濟南的32師團（板垣師團）的一支400多人的部隊，加上200多人的偽軍。

    中午12點多，到了梁山地區的獨山庄，日軍在酷熱下經過長途跋涉已經很疲憊，便停下來休息，“有的架鍋燒飯，有的脫掉衣服躺在樹陰下乘涼，有的干脆跳進路邊池塘和水坑里洗澡，一個家伙拎了一只雞從民房里鑽出來。”戴潤生和團長周海濱決定，如果日軍停在獨山庄不走，便在黃昏后發起進攻，“敵我人數大致相等，但日軍技術、裝備优于我軍，白天打硬仗對我軍不利。”

    臨近黃昏，日軍有离開獨山庄繼續前進的跡象，于是戴和周發出了進攻的命令，“沖鋒部隊突然攻進獨山庄，日軍的大炮在近距离作戰條件下喪失了原有的作用”。支援沖鋒隊的部隊很快控制了庄外的圍牆這個制高點，成為制胜的關鍵，日軍反复發動攻擊想奪下這個圍牆都失敗了。

    雙方經過反复沖鋒和刺刀戰，到了午夜都有很大傷亡。這時通訊員來了，戴潤生跟著通訊員來到了師部，羅榮桓和代師長陳光都在，經過一番研究分析后，“羅政委送了我兩句話，‘兩強相遇，勇者胜’，‘你回去放心打，不必顧慮敵人的援兵’。”

    回到獨山庄的戴潤生和周海濱一起利用戰斗的間隙再作了一次動員，重新部署，新一輪的攻擊很快就要開始了。進攻部隊与日軍展開了逐屋逐院的爭奪戰，8月2日天亮后不久，便已經把殘余日軍逼到最后一間屋子里了，“3營營長率領一個突擊隊，爬到屋頂，用刺刀和鐵鎬挖開屋頂，把一顆顆手榴彈投進去，隨著日軍嚎叫聲的消失，戰斗結束了。”

    清掃戰場時發現，共擊斃日軍400余人、偽軍200余人，俘虜日軍23人，其中4人是被老百姓俘虜后送來的。此戰也被八路軍總部嘉譽為“模范戰例”。

    平型關大捷和梁山殲滅戰都已經過去60多年了，年輕的“老革命”戴潤生也已經89歲了。89歲的戴潤生心臟不好，采訪前他的女儿囑咐記者，老人正使用心臟起搏器，在旁邊千万別打手机。

    他沒有再去過平型關，可是他依然能畫出那里的地形，他也忘不了那首著名軍歌：“鐵流兩万五千里，直向著一個堅定的方向！苦斗十年鍛煉成一股不可戰胜的力量。一旦強虜寇邊疆，慷慨悲歌奔戰場。首戰平型關，威名天下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