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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軍侵晉期間，強迫老百姓大量种植鴉片。 | 實行鴉片政策是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一項基本國策。如果說日軍在軍事行動中
所實施的屠殺、掠奪、放火、“三光政策”、毒气戰、細菌戰等屬于戰爭“硬式”手法的話，而鴉片生產与貿易則是一种滲透和腐化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軟式”手法，其与“硬式”手法相互配合，以共同達成瓦解中國抗日意志和抗日精神的目標。因此，日軍入侵之處，必然帶來鴉片的大量种植与貿易。日本在戰爭中所推行的毒化政策絕非其軍政机關在華的偶發事件，而是日本國家政策的重要一環。他們以鴉片等毒物收買漢奸，收集情報、組建偽政權和偽軍，實現中國人打中國計划。鴉片已經成為日本進行軍事侵略的直接工具。
鴉片強制性种植
1939年前，山西境內流通的鴉片主要由綏遠等地輸入。從1939年開始，日軍由偽山西省公署出面，通令所屬各縣開种鴉片，并規定每种一畝征稅20元。1940至1941年，偽省公署相繼勒令榆次、太谷、祁縣、交城、平遙、介休、离石、霍縣、趙城、忻縣、代縣、崞縣、繁峙等61縣，大面積种植鴉片。在日偽強迫下，同蒲路沿線地區農民不得不拔掉生長中的禾苗，据日偽組織觀察員統計，僅霍縣因此就种植鴉片約5000畝，收割煙土25万兩，每畝抽稅51元，每年總計抽稅約25万元。
1942年，偽省公署專門划定榆次、太谷、平遙、介休、霍縣、趙城、离石、交城、文水、方山、崞縣、靜樂、代縣、宁武、神池、五寨、嵐縣等26縣部分地區為鴉片种植專屬區，強迫百姓栽种共約3万畝。在太谷縣，煙田面積約達6000畝，年稅收約200万元。在趙城縣，日軍強迫百姓种植鴉片亦在2000畝左右，并下令每畝收取現金60元，限四月底前交清，如限期不交者立刻剝奪該土地。1942至1944年，方山縣農民在日偽強迫下，全縣沿川和大溝約4000畝水地改种鴉片，占全縣水地面積80％以上，致使該縣万余人染上吸食鴉片惡習，約占种煙區成年人70％以上。在偏關縣，日軍從外地運來鴉片种籽散發給民眾，強令种植，收割后即成立官膏局專門買賣鴉片，誘引民眾吸食，從而造成偏關城及樓溝堡附近10里內种煙土地達450畝之多（可耕地极少），有些村庄吸食鴉片戶口竟占全村人口三分之一。
為了鼓勵所有偽政權官員積极推行鴉片种植政策，偽山西省公署還在公務員獎金發給辦法中作了專門規定，即督勵鴉片栽种的各級公務員若能圓滿完成任務且無不軌行為時，依照下列標准發給獎金：每收集一兩鴉片，發給村公務員獎金1.5元、區公務員1元、縣公務員1元。該文件雖然在提法上謂為“督勵”，實際上是在日偽軍政控制下而以行政權限為支撐進行強制組織。在日偽強迫利誘下，雖然与1942年相比，1945年日占區栽种鴉片縣份明顯減少，而實際栽种面積卻擴大了，1942年26縣栽种約3万畝，1945年13縣就約達7万畝，增長32％。由此可見，盡管此時日軍占領區不斷縮小，鴉片栽种卻大大強化了。
蒙疆偽政權管轄下的晉北地區的鴉片种植更加猖獗。1939年，晉北13縣种植面積就約達16万畝，据統計，大同一縣583個自然村中就有近百個村子种上了鴉片，占其全部水地95％。日偽在1942年制發了种煙許可證和种煙規約，縣公署還規定了种煙獎勵辦法，對种煙積极的村公所提出6000元作為獎金，規定一等3000元，二等2000元，三等1000元，四等500元，五等300元，六等100元。同時，晉北各縣偽政權除令百姓納稅外，還規定必須將剩余的鴉片全部交給“晉北土業組合”，再由組合配給“土膏店”和煙館，供當地人民吸食消費。
日偽強迫山西淪陷區人民廢棄麥田禾田，大量种植鴉片，不僅加重了淪陷區的糧食危机，亦因大力推銷鴉片而使許多人染上毒癮，整個農村呈現出一片殘破景象。例如，交城平川日占區，原系村庄稠密、土壤肥沃、民眾生活富裕的地區，此時卻在日本的毒化政策下變成了鬼蜮世界。被毒化的村庄，人民大部破產。義望村原有住戶千家，樓閣林立，風景雅致，此時則大半拆毀，典賣一空，斷牆殘垣，触目皆是，居民已由千余戶減為五百多戶，每日能吃三餐的人家极少，而且十有九家朝不保暮。
“煙山毒海”下的“山西社會相”
由于日偽大力推行毒化政策，山西毒品泛濫，吸毒之風至為可怖，吸毒人數高達20万人，連同家屬在內至少有40至50万人。太谷縣平均每村有3戶人家吸毒或從事販毒，每村每日銷售毒品約200元，全縣每年銷毒支出達940万元之巨，有些村庄吸毒者甚至達到全村人口50％以上，甚有儿童吸食者。祁縣祁北區78村約4万人中，吸食鴉片毒品的成年人達3370人，約占成年人40％。榆次最嚴重的村子平均每戶均有一人吸食鴉片，就是全家老小吸食者也不少，正可謂“挨門數有屈的，隔門數有漏的”。省城太原更是鴉片毒品的重災區，僅1939年10至12月注冊登記的“土膏店”就達21家，尚有無以計數的從事毒品銷售的流動毒販，以致城內煙館林立、遍地冒煙。
蒙疆偽政權管轄下的晉北13縣則猶如“煙山毒海”的世界。大同城內煙館密布、煙霧繚繞，城外“煙花”遍野，無數中國民眾折腰于“煙花美景”之中。在怀仁縣，全縣103個村子因受日偽物質刺激和暴力脅迫，几乎每個村子都將上好田地用于鴉片种植，种植總面積約達5000畝。吸毒人數在1943年最高時竟達万余人，約占全縣人口八分之一強，吸毒人口中約有千人傾家蕩產，約200人賣儿賣女賣老婆。
鴉片奪去了無數生命。据統計，僅祁縣被鴉片毒品毒害致死者約達1500人。會善村160余名吸毒者中約有百人慘死，平均每戶1人。谷村約百名吸毒者中有25人慘死，4人投井，5人流浪在外下落不明。魯村1942年春凍餓死的“料子鬼”就有48人。鴉片毒品吞噬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嚴重摧殘了民眾的身心健康。鴉片大量种植，亦蚕食了數以千計的良田沃土，破坏了農業經濟結构，成為稼禾或糧食生產的致命之敵。
從另一方面而言，鴉片生產与貿易養肥了日本帝國主義，養肥了日本戰爭販子，養肥了日本大商行，成為日本擴大侵略中國的重要經濟支撐。對于日本在戰爭中所推行的鴉片政策，美國國務院在1943年的禁煙備忘錄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自1936年以來，全球只有一個國家，其領導人鼓勵种植鴉片及制造煙毒以供吸食和其他用途，這個國家就是日本。日軍入侵之處，即伴隨著鴉片交易。”簡言之，日本的這种違反人道的罪行屬于國家犯罪，是由國家主体主導的一种极端齷齪和卑劣的行為。
結束語
日本侵華戰爭所造成的災難性后果是難以用數据度量和語言描述的。戰爭已經過去了整整60年，山西人民及中華民族記住了這段苦痛的歷史，亦記住了自己，并以自己的經歷驗證了一個永恒的真理：“戰爭”是人類自我毀滅的災難之源，“和平”則是人類自我發展的唯一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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