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性收購

    棉花是日軍重點掠奪的戰略物資之一。日本國內擁有發達的紡織工業，而原棉自給率极低，棉紡業原料主要賴于外部輸入。早在1936年，華北日軍就制定了“華北產業開發指導綱領”，將棉紡織業列入統制產業。1937年9月，日軍侵入山西，并在隨后的几年中對山西棉花實行由軍方負責統制收購的政策。据1941年日軍山西派遣軍刊印的《山西棉花》記載：“事變后，山西省的棉花管理，為了确保軍管紡織厂的原料供給和將原料運回日本，首先由軍隊掌管了”。

    從1938年起，山西棉花開始運往日本。僅1938年一年就運回65万斤。到1941年9月，“由于軍管理工厂的儲棉數量很大，于是就將其中三万八千擔用作送回國內棉輸送回國”。并決定今后將收購量的三成用于同一目的。

    也就是說，日軍從1938年開始以強行統制棉花收購价格并采用低价強制收購的辦法，對山西棉花進行瘋狂掠奪。如1938年每斤中等棉花在汾陽市場平均銷售价為0.75元，日軍收購价卻只有0.38元，收購价為市場价55.66％。1939年，每斤同等棉花市場价是0.88元，日軍收購价僅0.44元，收購价為市場价之半。由于強制統制收購和大幅度壓低收購价，棉農利益嚴重受損，特別是在日軍直接負責統制收購的地方實無异于對棉農進行公開搶掠。

    与此同時，日軍對棉花輸出和銷售嚴格設限。1938年12月，日軍指使偽華北臨時政府頒布《棉花輸出許可暫行條例》，規定：棉花非經許可不得輸出，違者處3年以下徒刑或1万元以下罰金。若交易价額超過万元時，罰金在价額三倍以下并對這些物品進行沒收。又規定：華北棉花禁止上市交易，百姓購買棉花須憑證到指定的偽新民合作社定量供應，每人限購一斤。若私下買賣，一經發現，輕則刑罰，重則槍斃。日軍的掠奪性收購和嚴格的統制，導致山西淪陷區農民不愿种植棉花。1938至1940年間，山西棉田面積逐年萎縮，棉花產量急劇衰減。其中，1938年衰減幅度最大，棉田數、皮棉產量均下降了80％。

    棉花增產与統制

    戰前，日本棉紡業原料主要賴于美國原棉輸入。隨著戰爭演進，歐美諸國逐步對日實行物資禁運，日本遂將重心轉向對中國的掠奪。1940年11月，棉花增產運動再次展開。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橫掃東南亞，獲取了丰富的大米、小麥等糧食物資，暫時緩減了糧食壓力，開始回過頭來進一步強化在中國的棉花增產事宜，進行肆無忌憚的掠奪。日偽主要通過擴大棉田面積、組織“宣撫班”宣傳植棉、發放植棉貸款等方式，在山西推行棉花增產計划。

    日偽規定華北以往荒廢之棉田必須恢复植棉，抗日根据地內無法恢复的棉田須由鐵道兩側、公路水路兩側、飛机厂、縣城及重要鄉鎮周圍各300米內禁种高杆作物的區域補充，以達成棉花增產目的。例如，1942年，日偽勒令文水縣將禾田改种棉田，農民紛紛抵抗，日偽派出大批軍警到各村強制推行。在聞喜縣，日軍据點四周大部田地被勒令改种棉花及鴉片，導致該地發生糧食恐慌，人民生存于饑餓之中。

    偽華北棉產改進會山西省分會為了鼓勵棉農种棉，不惜花大力气到占領區宣傳植棉，并為此專門成立所謂“宣撫班”，向農民灌輸植棉好處。接著，又向農民發放种籽，鼓勵試种，并承諾收獲后以高价收買。待農民种棉或大量農田變棉田之后，日偽便大跌棉价，廣大農民即刻陷于破產。1940年2月，山西分會專門委派太原鐵路分局愛路列車到同蒲線南段各站宣傳植棉20天，聲勢十分浩大。該列車由宿營車、食堂車、診療車、廉賣車、警備車等16節車廂組成，車上有演藝班、宣撫班及新聞記者，所到之處邀請愛路村長、村民參加集會，向村民宣講植棉利益。一些地方的農民因此開始植棉，日軍在達到棉花增產目的之后，便以超低价強制收買。1942年，日軍每斤棉花平均收購价0.91元，而當時汾陽市場价每斤棉花平均价格則為1.90元，收購价僅為市場价47.89％，棉農利益大損。

    日偽當局為了擴大棉花种植面積，不惜向農民發放植棉貸款。例如1940年在臨汾、運城、曲沃三縣縣城發放貸款約3万元。但日偽財力有限，所謂“棉貸”不過杯水車薪。

    除上述棉花增產運動外，由于日軍在1941至1942年連續五次發動“治安強化運動”，抗日根据地區域大大縮小，日偽占領區相對擴大，山西棉田面積有所增加、棉產有所提高。据統計，1940年山西日占領區棉產量為3460吨，1941年則增加到了7780吨，增加指數為55％，1942年棉產量更達9070吨，比1941年又增加1290吨。這些棉花悉數被日軍所掠奪。

    一元化統制強征

    從1942年中途島海戰開始，日軍逐步喪失太平洋戰場的戰略主動權，太平洋戰爭出現轉折。到1943年7月，美軍已在太平洋戰場轉入反攻，日本大東亞經濟共榮圈宣告破產而不得不退回中國占領區。由于連續几年的棉花增產運動，棉田蚕食了大量糧田，淪陷區糧荒日益嚴重。為了解決糧食問題，日偽改變了原有的棉花策略，從“棉花增產”逐步轉向對棉花的全方位統制。

    1943年2月13日，汪偽政府公布“戰時經濟政策綱領”，提出“改進農業技術，興修水利，拓辟耕地，以求食糧及其他戰時主要農產品之充分的增產。”在北方确立“以新糧食政策為中心的華北戰時經濟体制”。汪偽政權特別強調，“為顧慮棉田大量擴增足以影響糧食之自給自足，增產棉花置重點于棉田單位面積產量之增加，而對擴增棉田采取緩進方針”。這一時期，棉花增產活動盡管仍在持續，但增產重心轉移到了糧食方面。

    1943年，日偽將華北棉花公司、華北棉業工會、棉產改進會統一為華北纖維公司，對華北棉麻原料從保管、采買、配發、進出口等實行一元化統制強征。盡管日偽采取了各种各樣的手段，但山西無論棉花產量還是棉田面積從1943年開始均呈下降走勢。

    總的來說，八年間，山西棉花產量的整体走向呈下降趨勢，大致平均每年減少80％，其中1942年減得最少亦達到70％，1940年和1945年則高達90％，這与日軍不顧棉農利益的瘋狂掠奪、統制与收購是分不開的。此外，勞動力和耕地等生產要素的嚴重受損或毀坏也是极為重要的原因，而這同樣又是日軍掠奪与破坏所造成的。或者說，由于戰事頻仍，災荒不斷，土地荒蕪，農民食不果腹，并以各种方式抵制棉花增產与收購，致棉產逐年下降，始終未及戰前水平。日本對山西棉花掠奪的期望最終沒有充分實現。（注：斤為當時的計量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