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土地被侵占

    1938年10月，武漢、廣州失陷之后，日軍停止大規模戰略進攻，采取以鞏固占領區為主的方針，開始對華北地區進行大規模“掃蕩”并實施殘酷的“三光政策”。1939年9月后，又著手實施所謂“囚籠政策”，以達到消滅抗日武裝力量的目的。据此，日軍在山西各地大量侵占土地，修筑公路、据點、碉堡以及封鎖溝、封鎖牆。所謂“封鎖溝”，日軍美其名曰“惠民壕”，主要修筑在日偽統治區和抗日根据地交錯地帶，希圖以之割斷兩區之間往來，使抗日根据地中國軍民喪失生存條件，達到徹底消滅的目的。

    而這一計划是日軍利用刺刀、槍杆子驅赶著成千上万的中國百姓完成的，因此毀滅了淪陷區和交錯區數以万計的家庭和無數的田地，被老百姓憤然稱之為“毀民壕”。“毀民壕”長度往往數十里，寬度和深度均在一丈五尺左右，溝底可通汽車，溝沿筑有圍牆，沿溝邊五六里遠則筑一碉堡，碉堡外有鐵絲网。例如，1942年，太谷各据點日軍于4月11日起強征民夫万余人，由三台村沿山邊至馬范村以北，挖筑長達50余里之封鎖溝，深寬各一丈，所經之處侵占良田2000余畝，地內麥苗全毀。太行區八年間日軍修据點127座侵占土地6350畝，修碉堡726座侵占土地7260畝，修炮樓2159座侵占土地6477畝，僅此三項太行區就損失土地2万余畝。

    由此可見，日軍八年間挖掘封鎖溝、封鎖牆，以及修建公路、鐵路及碉堡、据點等軍事工程對山西土地資源的破坏程度。

    到處都是“無人區”

    為了鞏固對占領區的控制，日軍大量构筑“無人區”，導致大片土地荒蕪。1942年，日軍為割斷呂梁山南麓抗戰區与日偽統治區之間的聯系，決定從河津北山腳下的西崴口，經稷山、新絳、襄汾直至臨汾城西，挖一條長達300里的“惠民壕”，“惠民壕”原計划從稷山縣陽平村進入河津地界，沿北山直達西皚口，這樣就有十几個村庄能夠留在壕南免遭毀滅。北午芹村，原在溝線以內，只因日軍翻譯金某向該村索賄，故意將之划到壕北威脅，而當時村民大多逃散，集資不易，金某索賄不成，隨即下令以改划線路開挖。由此，挖壕路線便由張家堡村西，過天澗，至小張，到達南午芹村北，斜奔北午芹村南，直至魏家院村上山，抵西皚口。在這一線路內，距山5華里之內的十几個村庄全被划入壕北，日軍下令一律燒毀。北午芹村原是一個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村子，但日軍在壕成之后即縱火焚燒，村中2000多座房院除5家因煙霧籠罩幸免燒毀外，其余1900余間房屋全部化為灰燼，昔日一座風光秀麗的山村蕩然無存。日軍為制造“無人區”，又規定所有壕北土地一律不得耕种。

    為徹底奴役淪陷區人民，日軍除在封鎖溝周圍制造“無人區”外，還實行殘酷的“并村政策”，強迫當地百姓搬入“治安區”，制造“無人區”，毀滅了無數村庄。1941年，太谷縣日軍實行“并村”，強令小村民眾全部搬移大村居住，而將小村燒毀。八年間，僅陽曲、五台、壽陽、崞縣、定襄、忻縣、平定、盂縣等8縣“無人區”被毀村庄就達340個，人口死亡約2万人、被捕6160人，損失耕畜2万余頭、農具及家具62万余件、糧食586万余公斤（一次搶走），荒蕪土地98万余畝。

    大批土地變荒

    由于日軍在整個抗日根据地區域實行毀滅一切的“三光政策”，其武力所至之處見人殺人、見房燒房、見牛殺牛，凡農具、糧食運不走者燒毀，致使根据地人力物力遭受毀滅性破坏。例如，1940年9月13日日軍“掃蕩”平定縣馬庄村，殺死村民334人，燒毀房屋248處，搶驢127頭、牛237頭、羊532只、豬6頭、雞1028只，以及小米約15万公斤、小麥約12万公斤、玉米約3.5万公斤、黃豆5100公斤、白面1037公斤、核桃15麻袋，搶犁耙等農具411件、扇車4個，還有其他財物按時价計算約26万元。日軍“掃蕩”過后，該村人煙稀少，到處頹垣斷壁，雜草叢生，一片衰敗景象。

    日軍在“掃蕩”過程中瘋狂強征壯丁、強服勞役，使得用于生產的勞力不斷減少。日軍在

山西修筑的無數封鎖溝、牆、碉堡、公路等軍事工程，均是靠驅使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進行的，即使老幼儿童婦女有時亦難例外，無數同胞死于非命。1943年，日軍在新絳縣附近修筑長約25公里的“惠民壕”，全縣派征苦力1万人左右。農民离家，田地無暇耕种，只能任其荒蕪。据統計，上党地區12縣（除長治外）八年間日軍修建碉堡、据點、炮樓、公路及封鎖溝等消耗人工約53313万個，而12縣戰前原有人口約146万人，按此計算，平均每人出工365個，加之強迫服勞役者大多為青壯勞力，土地成片荒蕪。同時，日軍為了擴充國防產業，彌補國內和東北勞力不足，從山西大量掠奪勞工。

    1943年，日軍在全省抓丁万余人，僅在陽曲向陽鎮、板橋、藍村4村就強征250人，全縣共征1200余人。廣大農村因各种生產要素缺乏，土地大片荒蕪的現象隨處可見。

    苛捐雜稅繁重

    日軍在淪陷區設立各种名目繁重的苛捐雜稅，百姓負擔奇重，使得大片土地因無人愿意耕种而荒蕪。例如，位于同蒲路以東的朔東平川，群眾對敵負擔僅“正款”一項即達15种之多，涉及土地的有地基款，地捐，還有牲口捐、夏季口糧、儲蓄金、門戶捐、牛肉捐、車捐、雞狗稅等。除“正款”外，漢奸特務無限制地進行敲詐勒索，其數惊人。据川中一個較小村庄夏季三個月的不完全統計，一畝地已攤到銀洋4元之多，合糧1大斗，其中每畝白面3斤、馬料1小斗，總計耗銀1.5元，据說這還是被勒索最少的村子。由于日偽的苛重壓榨，該村耕地面積比戰前減少1／2以上。繁峙縣許多村庄對敵負擔相當沉重，1942年正當民眾春耕下种之時，日偽催款逼款，老百姓只好將种子賣掉交納，許多土地因無种下种荒蕪。南北洪水、上下台庄有2000多畝土地，因擔心對敵負擔而沒人耕种。

    除上述几項外，日軍還公開掠奪農民土地。例如，壽陽、榆次之敵于1942年頒布命令，強奪民田，宣布段廷、西洛及榆次黃龍江之間水田一律歸日軍所有。日偽盡毀當地麥田，改种稻禾，兩地人民無論貧富均成無地之家。同年，日軍在趙城縣王可一帶建造水田公司，強行沒收民田6000畝。凡此种种，不一而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