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休最大的民營企業安泰集團鋼鐵生產車間

三佳集團有机硅厂開工典禮儀式

　　改革開放的初期，如果說山西省哪個地方更接近開放的浙江，筆者以為就地區而言，首推晉商的故里晉中地區，但若從群体發展的狀況尤其是政治環境而言，首推介休是無爭的事實。介休也許并不是誕生第一個民營企業的地方，但作為一种經濟和社會現象來探討，我們更需要的是一种群体的行為，著名的介休“三大戶”以及在“三大戶”影響和帶動下呈星火燎原之勢的介休個体私營業，顯然更具有代表性。回顧改革開放30周年，從整個山西而言，就民營經濟發展來說，介休無疑是個特例。正因為如此，探索介休民營經濟的發展史對整個山西民營經濟的發展有著十分積极而現實的意義，在介休民營經濟整個發展過程當中有許多值得我們認真面對和深深思考的問題。在這里，筆者就其中的几個問題做一些初步的探討。

　　開放的政府和寬松的政治環境

　　若沒有二十五年前的那場解放思想的破冰之舉，介休就和全省所有資源型的工業城市沒什么本質的區別，正是那場破冰之舉把介休推到了山西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推到了領軍者的地位……

　　1984年一開春，當時的介休縣發生了一件令全縣人民難以忘怀的大事，剛剛赴任半年的新一屆縣委、縣政府領導決定將那年召開的“三級干部會議（每年的例會）改成“勞動致富大會”，并特意在會場主席台的中央豎起了一個兩米多高的大紅字“富”，格外引人注目。會議期間，又特意將從外地參觀取經收集到的220多條致富門路制成表格張貼在會場周圍，同時編印成冊，人手一份。會上，時任介休縣委書記的張松齡向全縣人民大膽而響亮地發出了 “人人致富、家家發財”的號召。時隔25年后，當筆者采訪張松齡主任 （從晉中地委人大主任退下來后現任晉中市老年促進會會長，故筆者稱張主任）時，他很激動地告訴筆者：當時，在介休干部群眾中普遍存在“想富”又“怕富”的心理，那次會議就是要在全縣上下大力營造一种要“敢富”、“快富”、“大富”的輿論氛圍，大力宣傳致富光榮的思想。張松齡主任告訴筆者：當時之所以敢在十年浩動的 “重災區”，“文革”形成的派性仍在作崇的介休這么一個政治敏感區大力宣傳“發財致富”思想，是基于對鄧小平同志 “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先讓一部人富起來，先讓一部分地區富起來”、“發展是硬道理”等一系列講話的反复深入地思考和理解。風險肯定有，但方向沒錯，為了讓介休赶緊發展起來，讓群眾赶快富起來，當時真是豁出去了！為了更好地讓群眾致富，當時的介休縣委、縣政府适時提出了發揮兩個优勢（礦產資源丰富、靠近大型厂礦城市人口多）、建立三大經濟支柱（礦產品開發加工、農副產品加工、建筑建材）的工作思路，在全縣大力宣傳“無農不穩、無商不活、無工不富”和“要想富、農工副”的發展工商業的思想，鼓勵鄉、村、農戶大辦加工業、運輸業和個体工商業。

　　筆者仔細閱了 《晉中文史——民營經濟卷》，發現1981到1983年期間，在晉中的介休、平遙、太谷、靈石等几乎所有縣或多或少的都有個体工商業發展的記載，各縣的政府都或明或暗地支持這些個体工商戶的發展 （例如平遙縣提出了學溫州口號），但像介休這樣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通過公開的專門的全縣大會的形式大力宣講、鼓動的還是第一家，在當時封閉保守的山西如此作為的恐怕也就是介休了！那次不同尋常的致富大會在介休人民心中掀起了波瀾、撒下了种子：1979年就想以煉焦來增加生產隊收入的義安村第五生產隊隊長閆吉英再也不用考慮“資本主義尾巴”，以5万元承包了三佳鄉政府對外承包的40畝大的干涸水庫，辦起了三佳煤化厂，這是介休第一家焦化厂，現在三佳公司的前身，閆吉英也因此成了“焦都”的拓荒者；做了七年義安村生產隊會計的李安民，早就看准了煉焦致富的路子，當時，毫不猶豫地組織了27個人，辦起了義安安民焦化厂，這就是現在介休最大的民營企業——安泰集團的前身……到1984年底介休全縣鄉鎮企業已發展到2479個，個体企業1703個（實際上鄉辦企業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是挂著鄉辦名義的個体企業），占鄉鎮企業總數的68.7%；到1991年，個体企業戶達到7031個，占鄉鎮企業總數的93.5%，從數量上，年平均增長39%；到1994年，介休已成了聞名全國的“焦炭之都”，焦炭出口量占到了全國的三分之一，全省的三分之二……從1984年開始，介休在晉中各縣中脫穎而出，其發展速度越來越快，規模越來越大！逐步形成了在晉中在全省頗有影響的 “介休現象”，（介休現象實際上就是以民營經濟為主要內涵的）……應該說這一切都得益于1984年春天那場不同尋常的解放思想的勞動致富大會。与晉中其它縣相比，介休民營經濟的發展有力地證明了一點：一個地方思想解放得越徹底，越放得開，則這個地方的發展就會越健康、越持久、越有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