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之于杏花村的杏林美景，林中飄來的酒香也許更是汾陽這片土地引無數人醉心的理由。一千多年前，對于文人墨客們來說是如此；今天，對于每一個看重文化底蘊和產品靈魂的人來說，依舊如此。

　　汾酒文化与晉商文化、黃河文化一脈相承。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賦予了汾酒獨特的內涵，４０００年的釀造史，１５００

　　汾酒集團的領軍者郭雙威，把汾酒的文化視為至寶：“誰擁有文化优勢，誰就擁有競爭优勢、效益优勢和發展优勢。”在郭雙威看來，以文化鋪路，已經成為汾酒再鑄輝煌的必然選擇。

　　清香遠播

　　老馬是南方的業余詩人，當年還是學工的他，花三塊二，買了一瓶汾酒。老馬清晰地回憶起，那是１９７６年，當時他每月工資是十七塊二。這瓶酒在當時來說并不便宜，老馬之所以舍得買，有自己的想法：“有的城市，你走在青石路上，能夠体味到与歷史腳印的重合。想想看，此刻你踩著的那塊青石，歷史上很多人也踩過。酒也一樣，只有汾酒，能夠讓你在淺酌時，明白當年李白撈月沉江的意境。”

　　在老馬看來，這是一种与文化的共鳴。“就這一杯，李白痛飲過、杜牧稱贊過、郭沫若珍藏過，有誰能不在其中感怀？”老馬端起杯中的汾酒，一飲而盡。

　　說到怀古，汾酒比世界上任何一种名酒的釀造歷史都要長。漫長的歲月中，汾酒留下了“杏花仙子”“神井涌酒”“八仙醉酒”“竹葉青傳奇”等許多美麗的故事。中國現存的名酒，也多從汾酒演化而來：有記載，貴州的茅台酒是清康熙年間一個山西鹽商傳去的，而陝西的西鳳酒則是“山西客戶遷入，始創西鳳酒”。至今，不少地方的名酒中仍帶有“汾”字，如“湘汾”“溪汾”“佳汾”等，与汾酒的淵源可窺一斑。

　　而汾酒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５００年以前，南北朝時期，汾酒作為宮廷御酒受到北齊武成帝的极力推荐，《北齊書》卷十一曾記載：“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晉爵為王。歷任中書令司州牧。”又載：“帝在晉陽，手棘之曰：‘吾飲汾清二杯，勸汝于鄴酌兩杯，其親愛如此。’”這一歷史記載表明，早在公元５６４年以前，汾酒已經成名，并成為宮廷貢品，以至值得武成帝親自執筆，向他“禮遇特隆”的親愛者推荐。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唐代詩人杜牧的《清明》再次將汾酒揚名天下。

　　在這段几乎与中華文明同步的漫長時光中，汾酒的生長始終与榮耀相伴。到了近代，１９１５年，巴拿馬万國博覽會上，汾酒榮獲甲等金質大獎章，打開了世界的視野，將中國白酒推向世界級高峰，成為汾酒歷史上的又一次輝煌。

　　建國后，汾酒五次蟬聯“國家名酒”稱號。汾酒的成名史，奠定了其“白酒祖庭”的行業地位，被譽為中國白酒界的常青樹、活化石，并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惟一永久收藏。從華夏文化的發展軌跡看，汾酒承載的文明成果有力地推進了中國白酒業的升華。

　　文化交融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站在三晉大地上，一個喝了４０年白酒的老大哥，突然在這句詩里咂摸到酒滋味与文化的交融。他在手記中寫道：“地以文生輝，酒以文益秀。我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白酒的文化地域屬性是這么的重要，越是地域的，就越是全國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化与品牌之間有天然的血緣關系，這种因地制宜的文化才是一個品牌所獨具的，不可复制的，具有唯一性和感召力的文化。”這個被文化交融的魅力深深打動的飲酒者，正是汾酒領軍者郭雙威。

　　在山西這片土地上，汾酒文化与晉商文化、黃河文化如藤蔓纏樹，不可分割。晉商明清時期稱雄商界五百余年，商路暢達，匯通天下，創造了中國商業史上無与倫比、世界商業史上也十分罕見的輝煌。中華汾酒源遠流長，香飄天下，与晉商的輝煌相生相伴。無論是觥籌交錯中應對于商場、官府，抿呷驅寒于茫茫戈壁、草原，還是婚喪嫁娶的民俗交往、祭祖洒緬、商場得意、傷感驅愁，汾酒皆是晉商心中的上品、手中的利器、交融的橋梁。

　　而且，酒商本身就是晉商重要的一支。晉商不僅開設商店、貨棧和錢庄，亦經營酒業和酒店。据《汾陽縣志》記載：僅在曲阜開設的酒店就有１０多家，從業百人之多。許多酒店的歷史在２００年以上。

　　說不清是因為古代杏花村的地理优勢，還是本著汾酒自身的清香魅力，總之，早在古代“汾酒清香遠播四方”已經是一种歷史的共識。杏花村的优越地理位置，再加上滴滴清香融入了汾酒人的質朴淳厚，杯酒人生，可謂天時、地利、人和。

　　汾酒是民族的酒、歷史的酒、文化的酒，汾酒工藝演繹著中國白酒的發展歷程，汾酒歷史濃縮著中國酒史的發展脈絡，汾酒文化引領著中國酒文化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