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山西又稱“三晉”。“三晉”之稱源自戰國初期（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韓、趙、魏的前身是春秋時期五霸中的超級大國———晉，晉的前身則是唐。

　　周武王滅商后，建立周（歷史上叫作“西 周”）。為了加強和鞏固其統治，周朝君王將自己的子弟、親戚、功臣等分封到各地為諸侯。据《史記·晉世家》載，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剪桐葉為圭，封其弟虞于唐。史學界把這次冊封稱之為“桐葉封唐（有的稱之為桐葉封弟）”。《史記》曰“唐在汾河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由于叔虞封唐后才有晉國，故歷史上把唐叔虞視為晉國的始祖。因此說，唐是晉之始，找到唐的都城，就找到了晉國始封地，也就找到了三晉之“根”、三晉之“源”。

　　史載晉國始封于唐，又稱夏墟、大夏，究竟在何處，眾說紛紜，有晉祠說、翼城說、襄汾的趙康說等。撥開這些團團疑云，确定晉國故都，從而确定“夏墟”，找到夏文化的遺址。這也正是考古界煞費苦心尋找晉國故都的初衷，1962年，國家文物局謝元璐先生首先發現了“曲村———天馬”遺址。1963年秋，北大考古專業畢業班學生在此進行了首次試掘。該遺址位于晉南曲沃縣之東和翼城縣之西的兩縣交界處，包括曲沃縣的曲村、趙村、毛張村以及翼城縣的天馬四個村之間的一大片平地，東西長3800米，南北寬2800米。遺址北靠塔儿山，東鄰綿山，南對紫金山，西距汾河約12公里，南距澮河約8公里，地勢自東北向西南平緩傾斜，三面環山，兩面近水，地闊土沃，气勢非凡。上世紀70年代，北大考古專業与山西考古研究所共同承擔了探尋晉國故都的科研項目。多年來，他們對文獻記載或傳說中的一些所謂晉都作了大量的實地考察和分析研究、先后挖掘勘察了葦溝——北壽城遺址（翼城縣西北1公里）、南石遺址（翼城縣城西偏北10公里）。1979年秋，他們在“曲村——天馬”遺址進行了第二次試掘，發現了長達800米的晉國基地。迄今為止，經過對該址10多次的大規模勘探發掘。目前，該遺址墓葬的發掘工作并未結束，据專家預測，其附近還可能發現春秋、戰國時期更多更重要的歷史遺跡。“曲村———天馬”遺址歷史跨度之大，經歷時期之長，在全國實屬罕見。考古工作者在此發現了4個大的文化層，包括新石器時代的仰韶、龍山文化層，夏文化層，西周至戰國文化層，以及秦、漢、元、明文化層，為我們提供了一幅清晰的中華文明發展解剖圖。從挖掘的千余座古墓看极具考古价值。墓葬的時間從西周早期至戰國末期，出土的文物有青銅禮器、青銅兵器、車馬器、陶器以及玉、石、骨、貝、蚌數量之多、制作之精，令世人慨嘆為止。更讓史學界歡欣鼓舞、興奮不已的是：該遺址的發掘，确鑿無誤地證實曲沃乃早期晉都和晉國始封地，“三晉發端處”終于有了定案！而作為生于斯、長于斯的三晉后代，是否也應為找到我們共同的“根”而感到欣慰呢！

　　對“曲村——天馬”遺址諸侯墓地的發掘，分別于1992年、1993年連續兩次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1996年1月，該遺址被國務院确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晉從桐葉封晉（約公元前1034年）始，至韓、趙、魏三家廢晉國末主晉靜公為庶人（公元前376年）止，在中國歷史上橫跨六個多世紀，共歷38君。春秋時期，晉雄居霸主地位長達150余年。

　　唐是西周初期的一個諸侯國，燮父將唐改為晉，是曰晉侯。晉起初是個“發展中國家”。專家們認為，“方百里”包括現在的翼城、絳縣、侯馬、曲沃、新絳、襄汾等縣市。在西周時期，晉國歷經十一世的積累与生息，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周厘（僖）王四年（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旁支代替了大宗，完成了晉國統一大業，晉國從此走上了強國之路。晉獻公時，大力開疆拓地，先后消滅了霍、耿、虢等10多個諸侯小國，統一了汾河流域并且跨到黃河南岸。晉悼公時，晉國的疆域再一次得到大規模拓展，其所轄領地不僅覆蓋了山西的大部分地區，而且拓展到河南的鄭州、安陽，陝西的大荔、華陰、韓城，河北的邯鄲、蔚縣等地區。晉文公時，免債輕賦，救貧濟弱，發展農商事業，同時，整頓吏治，選賢任能，訓練軍隊，為其稱霸創造了條件。公元前632年，晉軍在城濮大戰中大敗楚軍。從此，晉國建立了牢固的霸主地位，正如《左傳》所說“晉，天下莫強焉”。

　　由于晉國地處中原北部，該地區成為古中華東西南北中文化激流的漩渦。它在与各國頻繁的交流中，了解了各地區的文化精華，大量吸收了各地區、各民族文化的先進成果，兼收并蓄，融合升華，使晉文化達到了當時中原文化的頂峰。在中國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大變革時期，晉國較早地沖破和打擊了宗法奴隸制度，較早地孕育和產生了中國古代的法制思想，較早地孕育和產生了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為中華民族的進步和繁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作者：李贇    責編：馬騰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