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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演出家協會主席劉忠德先生,因為日前高調批評“超女讓年輕人受到毒害”,并強烈主張“作為政府文化藝術有關管理部門來講,不應該允許超女這類東西存在”(4月25日《華夏時報》),在社會以及网絡上引起軒然大波。有論者認為這只不過是劉先生沒有被聘為“超女”評委的酸葡萄心理而已,但筆者覺得這种說法未免有
點過于以己度人。劉先生聞听此言,想必要感嘆“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了。
但劉先生的批評也确實存在盲點。他僅僅是籠統地指責“超女超男玷污藝術”,呼吁“要讓人民不斷接触高雅藝術,提高審美層次”,然而關鍵在于,何為“低俗”,何為“高雅”?這本來就是一個因為每個人的審美偏好不同而見仁見智的問題,他提出的讓“管理部門”用行政手段直接介入的主張,更違背了文化發展的規律。
那么,“超女”問題的要害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在筆者看來,就在于它用華麗的包裝、宏大的場面、成千上万“粉絲”的積极參与,共同營造了一個“丑小鴨變白天鵝”的現代神話。這個神話在客觀上起到了遮蔽青少年面臨的真實社會問題、麻醉他們心靈的作用,說是一劑精神蒙汗藥也不為過。
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知道,當今社會的年輕一代,面臨許多困扰:如升學、就業,以及因為買房而淪為“房奴”,因為生病而變得赤貧,躋身于中產階層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這從部分大學生的工資逐漸和農民工趨同這一趨勢就可以看得出來)等。對這些問題的存在,大家并沒有太大的分歧,關鍵在于如何解釋這些問題的成因。
個人的努力不夠或者運气不好,僅僅是諸多原因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個。總的來說,這些問題是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造成的。對于這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需要青年們直面它、嚴肅認真地思考它、并本著對個人、對國家、對歷史負責的態度,一起動手來解決它。在這個意義上說,青年們并無捷徑可走。
但“超女”這個“丑小鴨變白天鵝”的現代神話,所傳遞的全部暗示卻是:并不需要這樣累,只要成名,所有這些問題就全部自動消失,而成名卻是人人都有可能的。你看那些今日大紅大紫的超女們,一年前還是默默無聞的普通人嘛!
在這樣一個神話面前,所有嚴肅認真的思考,都顯得十分可笑,所有試圖通過推動社會進步而改變自身命運的努力,其成本都顯得過于昂貴。顯然,年輕一代服了這劑蒙汗藥并沉沉睡去,對于那些能夠從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中最大限度地獲得好處的既得利益者來說,當然是最好不過了。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這劑蒙汗藥害處多多,但“超女”本身是無辜的,她們僅僅是做了別人的工具;成千上万參与其中的“粉絲”們也是無辜的,他們僅僅是在追求快樂;甚至連策划、主持其事的公司和電視台,也是無辜的,他們僅僅是在追求利潤。“超女”神話可以說是在一种集体無意識的情況下,社會通過“复雜的共謀”共同制造出來的。因此,真正有責任倒是那些像劉忠德先生這樣有話語權、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他們沒有早日大聲疾呼,喚醒青年直面嚴峻的社會現實。
最后筆者想說的是,我無保留地反對用行政手段禁止“超女”。因為禁止“超女”,并不能自動導致年輕人的覺醒,而在年輕人真的覺醒并看穿了神話的非現實性和不可复制性之后,“超女”也就回歸于娛樂本身,不复有蒙汗藥的危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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