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來南京開講座，題為“魯迅的時代意義”。孔慶東教授是北大研究魯迅文學的著名學者，在面對本報記者提出關于魯迅价值的采訪問題時，孔教授很肯定地表示：“魯迅是現代最深刻的思想家，在思想的獨創性方面，是后來任何一個作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他們都是魯迅的學生或者受魯迅的影響

　　我們為什么要說魯迅是偉大的呢？為什么要提出當今社會我們還需要魯迅這樣的問題呢？就因為我們今天再一次遭遇魯迅時代的許多現象。在80年代的時候不少學者曾經發現魯迅的文章對我們沒多大用處了，魯迅說的什么洋奴啊、什么西崽啊，我們都沒有啊，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一直到今天，我們發現自己又一次置身于魯迅時代。今天這時代、這社會上的种种現象和魯迅先生筆下所寫的是那樣的酷似，所以今天，我們格外需要重讀魯迅，重讀中國現代文學。

　　魯迅：那根最敏感的神經

　　每每遇到大的思潮或變革的時期，知識界就會提出一個熱門的焦點話題，就是“假如魯迅活到今天，他會怎么看？怎么想？”。魯迅一直是我們生活中“缺席的在場者”，因為他那敏感的神經一直關心著他周圍的社會和人，并且一直影響著今天人們的思想。

　　魯迅生前一直關心中國人的道德面貌。他筆下誨人不倦的藤野先生，將受傷老婦送到巡警分駐所的人力車夫，就都是職業道德的楷模。但他筆下也譏諷了那個向死人推銷明版《公羊傳》的惟利是圖的書店小伙計，揭露了那位不顧事實、強賣布鞋的青云閣胖伙計。這些作品距离今天都已七八十年了，但我們的職業道德仍然有待提升。

　　在當今的文藝界令人憂慮的情況也有不少。以木子美為代表“私人日記”的寫作，迷惑了一些有一定藝術功底的人。北京某大藝術劇院排演了一出新戲劇《穆桂英》——該劇的賣點之一就是讓穆桂英褪下了戰袍和花翎，泡進了一口現代浴盆，而且在夢幻中還跟她的亡夫楊宗保表演了一場鴛鴦戲水。其實早在58年前，魯迅就似乎已經覺察到未來的中國會出現新戲劇《穆桂英》編導者一類的文藝家。他在《“題未定”·六》中尖銳指出：“譬如勇士，也戰斗，也休息，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挂在妓院里，尊為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据的，然而，豈不冤哉！”

　　爭議：偉人要敢于“罵人”

　　“國學大師”姜亮夫教授回憶，他青年時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隨大名鼎鼎的“四大導師”研究學問。一日，姜完成了一篇可稱周密的商榷文章進行批駁，并呈給自己導師一閱。大師導師先肯定了他的文章，不過接著又比較直接地教導他說，對他這樣的年輕學者來說，重要的是去做自己的研究，出大成果；而不是去揭別人的錯，并為之自驕。

　　我們當前的學術界，只要是批評，都會被簡化成“罵人”二字，罵人是不好的，不文明的，當然人盡皆知。所以如果一位做學術者、一位成年公民居然還去“罵人”，簡直已經墮落到不堪，還搞什么所謂“天下之公器”的“學術”呢。于是，在魯迅那個時代，還有“論戰”、“筆仗”之類的堂皇字眼見諸報端，而在好事者眼里，也不過僅僅是“罵人”罷了——魯迅“罵人”，正是他不夠真正偉大的鐵證。

　　真正的偉人，据說是只顧“建設”的；如果只一意毀破，頂多只能与二等人物同列。要做第一等的事業，不能在“罵人”這樣的非建設性工作上耗費心力，太不值得。我們的學術界果真不需要周密詳實強勁嚴厲的批評或曰“罵人”嗎？

　　作為“天下公器”文化血脈之學術是极需要所謂的“罵人”的。而且，只有一等的人物才能罵得透、罵得准、罵到不只是不關痛痒的“口水”而已。

　　現場：民族精神被嘲諷

　　去年杭州西湖孤山腳下的魯迅雕像被几個人“作弄”了（《青年時報》4月8日、9日），這不僅僅是對一尊有著強烈震撼力的塑像精品的不敬，而是對民族精神的揶揄和嘲諷。

　　要讀懂魯迅先生的“人”，是要讀魯迅的作品的。他的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內涵、厚重的文化底蘊，為現代文學提供了多方面的思考、借鑒和營養。從其优秀的藝術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向往光明、艱苦探索、韌性戰斗的精神，感受到黑暗重壓的窒息、苦悶，刻畫出當時病態社會的种种人生世相。其作品刺貪刺虐、針砭時弊之深刻，無庸我贅言，大約讀過《魯迅全集》或者其中篇什的人多有体會。他是真的猛士、真的戰士，善于讀他的作品的人都可以強烈感受到他燃燒著的猛烈的火焰在掃射著猥劣腐爛的黑暗世界。

　　現在，政治昌明了，國民素質极大提高了。為了永久的紀念，塑造出來供后人瞻仰的先生塑像，居然被戲弄，被玷辱、被“蹂躪”。看來先生寫《戰士和蒼蠅》的時候，是不是早有預見？否則，其文中所述与今天的一幕緣何如此相像，“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現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事實：魯迅是我們民族的脊梁

　　魯迅的意義在于，他以一己柔弱之軀向我們展示了，作為一個有尊嚴的人，如何永久地保持了与惡勢力戰斗的不妥協精神；又是如何站在時間的邊緣對邪惡時代展開了永久性批判的勇者形象。而且，為了讓這种批判盡可能地持久和有力，他不愿意做任何無謂的犧牲。他必須在各种絕境中脫身、保全自己的生命和持有的信念，要以無邊無盡的韌性來与各种強權或變相強權及丑惡作不懈的對抗。

　　所以，在我看來，魯迅的意義有兩個重要构成因素：一是具有強大的批判之力；二是要有光和方向——也就是道路。只有批判，沒有方向，那是愚勇和蠻勇，不足為訓，徒增旁人的悲觀和絕望，對人性的生長毫無助益；只有方向而無批判，那是中國傳統文化里面最腐蝕人、也最為蒼白的隱士文化的特點，是弱者的示弱之舉，而非創造性行為。

　　當我們精神受創和思想貧困時，我們會想起魯迅的文字，想起那种強大的沖擊力。當文學悖离了文學的本体功用時，當除了表達真實以外別無余物時，我們需要魯迅冷峻和剛毅、韌性和堅挺的文字，成就我們脊梁的硬度。